金融监管官员 频频“下海”并非坏事

　　据媒体报道,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离职潮不断引起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的官员离职“下海”。

　　今年以来,“一行三会”官员的离职潮势头不减,外界的讨论和思考也似乎更多。舆论多从个人晋升、薪酬待遇等方面解读官员离职现象,然而在我看来,“一行三会”的官员下海不仅事关官员个人职业的规划与转型,更事关金融监管机构和实务机构的人才互流,这种互流若能走向常态与均衡,对于二者都大有裨益。

　　当然,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体制内的人事改革推进,在人事流动上,近年来体制内外的壁垒正在趋向弱化,“一行三会”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受益于中国居民的财富积累,目前金融领域正在迎来一轮发展契机。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机遇催生了官员的下海潮,今天“一行三会”的官员下海,则很可能是看到中国金融的发展迎来了机遇期。

　　在人才互流的意义上考虑官员下海更有意义。如果说广义的金融圈包括了学界、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实务机构,那么在海外的金融圈,人才在这三个领域的互流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出身经济学家,卸任美联储主席后,加入了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公司,横跨官产学三界。从一般意义上讲,拥有多重任职经历的综合性人才更有价值,因为不同领域的独特经验,能够为相关的领域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就我国而言,“一行三会”的技术型官员们往往学理扎实,并且在监管实务、宏观判断方面受益于丰富的政府任职经历,因此更为贴合金融实务机构的业务发展需要。具体而言,一方面,下海的官员们熟稔于金融监管的各种规定,而且具有一线的监管经验,因此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业务的合规性,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成本。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的官员对中国经济、金融宏观面的认识更为到位,对政策的把控力更强,这种宏观的把握,对于金融机构开展微观业务是极好的辅助。

　　不过,我们目前的人才流动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一来,目前的官员下海,有金融机构挖政府墙角的感觉,体制内的人才流出较多,从金融机构或其他领域的流入和补充较少,这说明政府的人事改革要继续深入推进,否则政府有人才流失之虞。二来,人才流动的层次还不够高,流动的去向也不够合理。这一点表现在,司级和处级官员的流出比较常见,更高级别的官员流出则较为罕见。另外,人才流出后的去向多为国有背景的金融实务机构,包括国有背景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去私募机构的则不多。

　　现代社会的活力部分来自于人才的自由流动。在金融领域,现在是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机遇期,技术型官员的加入对于金融机构是有力的人才补充,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金融实务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的人才互流对于双方才会有更好助益。(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