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1月20日消息（记者庄胜春）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以营销见长的融创中国掌舵以品质至上的绿城集团，这起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同业并购案，已经走进罗生门、前景难料。

　　今年5月，杭州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把公司24%的股份卖给了孙宏斌的融创中国，自己退居公司第三大股东。在当月23号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位52岁、对绿城视如己出的掌门人曾当着上百家媒体表态：孙宏斌是他的接班人，自己可以放心的做养老地产去了；而孙宏斌则谦虚的回应称：宋卫平的信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没想到，10月底，也就是公告并购的5个月之后，宋卫平“悔婚了”。开始还曾传出消息，经过多轮谈判，宋孙双方已经达成回购意向，但是最近几天，剧情急转直下，曾经的你侬我侬可能变成对簿公堂。

　　昨天凌晨，宋卫平首次针对此事写就的一篇长文——《我的检讨和反省》，更是把剧情推向高潮，他在信中承认自己将绿城卖给孙宏斌是一个错误，字里行间，透出重回绿城的决心。昨晚，宋卫平在短信回应中国之声记者有关回购进展的问题时，给出了这样的四个字：艰难困苦；而对于悔婚的缘由，也是四个字：一言难尽。这种听来有些悲壮的情绪由何而起呢？

　　在旁观者看来，宋卫平所说的“艰难困苦”本应是一次划算的买卖。

　　过去两年多来，融创和绿城曾合作成立融绿平台公司，共同运作绿城位于长三角区域的多个项目。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滑到了一个低点。如宋卫平在昨天的文章中所说：“今年4月9号，看到绿城销售数据惨烈，感到绿城的艰辛。”重压之下，宋卫平决定，把“公司股份交给生存能力、战斗能力更强的孙宏斌和融创团队。”

　　在长期关注绿城、融创的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看来，宋卫平对于住房品质不计成本的追求，使其在中国楼市告别“黄金时代”的时候难以支撑。

　　陈晟：（那时候）大家都在追求快周转、快赚钱，但是他就是在强化产品，我觉得这是过去十年、二十年，他留给这个市场正面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对整个的调控或者需求环境的变化准备是不足的。所以，他的整个产品线全部凭个人喜好停在某一端（中高端）的话，如果粗放期的前黄金十年还能支撑他，到后面他在这样率性而为就可能就有问题了。

　　“幸运”的是，孙宏斌接盘了。宋卫平顺利在股价高点退出，融创也很快将这一交易的62.98亿港元（约49.77亿元）全部打给了宋方；作为当时协议的一部分，宋卫平在7月7号将绿城管理权交给了融创。双方交易的最后截止时间是今年12月底。

　　不过，双方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股权交割。因为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规则，宋氏夫妇、孙宏斌、包括持有24％绿城股份的重磅角色九龙仓可能构成“一致行动人”，这笔交易一直没有得到批准。财经评论员林耘：

　　林耘：“一致行动人”这个条款是为了防止某些股东既控制上市公司、借此做利益输送，又规避作为大股东应该履行的职责。通常，随着股权比例的划定，如果在二级市场增持到30%以上、多个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下，要向所有股东提出要约收购。现在融创持有的股权和宋卫平剩下的股权加在一起是超过30%的。

　　交割延宕，变数产生。根据对多家财经媒体报道的梳理，宋卫平心生悔意、并于10月正式提出反悔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新任管理团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变动，没有征求宋的意见，使其颇有微词；

　　二、销售定价权被下放，降价过多、过于强调现金流，引发上游施工方、供应方，特别是此前购房的老客户投诉；有媒体援引宋的话说，“有时候一天就能接到8、9起老客户投诉”，这是过去的数倍。宋曾就此多次问责绿城新团队，但对其后处理效果并不满意。

　　陈晟介绍，绿城和融创有着天然的基因差异，宋卫平可能对并购后公司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

　　陈晟：有一家也是房地产上市公司（负责人）和我开玩笑的说，绿城把产品托付给融创，相当把一个黄花大闺女给了山大王。产品导向型和利润销售导向型的确有观念上的不同。

　　而当宋卫平在昨天的文章中高举“品质至上、社会责任”大旗的时候，有分析不留情面的给出了第三点理由——地方限购松绑潮、央行信贷新政的出台等，使得成熟、有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会不会是因为又有的赚了，宋正好借机反悔呢？

　　实际上，宋卫平在昨天的文章中并不讳言说“我们当时犯了一个大错，对于住建部部长的易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没有预见能力……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将有着远大的前景”，而其有关“更多的聚焦保障房、农民集聚房、城市白领房”的表态，也可见其对市场判断的纠正；作出“悔婚”的决定，想必有着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