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期间，正和岛举办了“正和岛夜话”、“全球领袖部落”启动仪式等系列高端活动，其中以“把握创新与共赢的新时代”为主题的全球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于4月9日晚举行，会议汇聚了来自中西方的十一位商界及学界领袖。独立财经主持人、艾问iAsk工作室创始人艾诚全程主持。中西方代表围绕西方企业“走进来”以及中方企业“走出去”的话题进行了战略思考及对策激辩。

　　据悉，本次圆桌会议的中方代表由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原招商银行行长、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吴国迪、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组成；西方企业界领袖由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秦智涛，泰丰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葛涵思，乐购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罗德本特，达索系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夏伯纳，前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英国第一国务大臣、国际策略咨询董事长曼德尔森组成。

　　　独立财经主持人艾诚

　　商业领袖圆桌：把握创新与共赢的新时代

　　外国企业“走进来”的三大顾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谈及在中国为商的顾虑时，与会的西方企业领袖认为主要有三个：行政体系、知识产权和市场改革。乐购董事长理查德?布罗德本特说，“我相信中国是做生意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但同时他也坦言，“行政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尤其是规章制度的执法，虽然中国有很多的规划、规章制度和法律，但是执行力度不够。很多时候行政审批手段实际上成为了拦路虎。”

　　针对上述顾虑，联想董事长柳传志一语道破，“你的企业要有一个中国人组织的部门，比如公共关系部门，他们主要负责研究你们的业务跟中国的哪些官员和部门有联系，以及企业所在的省份官员的个性；并且负责把这些关系理顺，这必须是中国人承担的事情。”对于“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给西方的企业家们吃了一记定心丸：“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相信会很快落实”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秦智涛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曾被要求协助中国政府“保证社会的和谐”，那是不是也对中国的企业有同样的要求呢？柳传志坦言，“中国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度，有法制，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他再次建议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最好找到一个“中方的合作好伙伴”。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达索系统总裁夏伯纳发问，“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情况如何？如何评估现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柳传志高度概括了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国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知识产权，理直气壮地剽窃或者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仿造，就认为是自己的；第二阶段中国建立了知识产权局，但政府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可能会对中国企业有些偏袒；第三阶段，政府意识到假如不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也不能发展，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同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普通老百姓还要进行普及，而且在执法的时候还要更严格。”主持人艾诚总结道“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也有这样的能力期待明天更美好。正如2014年中国将深化市场改革，‘阵痛’之后必将焕发新的生命力。”

　　谈到中国的市场改革，秦智涛表示，“西方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中国而言，对西方而言也如此。如果改革取得了成效，是不是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改革对我们影响有多快，它会像我们希望的一样成功吗？”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此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改革的具体执行进程会因为“各个相关的部委出来设置的那些障碍”而受阻，并且“自我纠正一些非理性的东西非常难”。

　　马蔚华则表示，“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有很多突破，包括市场的最后决定作用，通过改革解决问题，包括政府干预过多，整个社会市场环境的不均等，也包括社会诚信体制的建设，大家还是看到了改革的前景。”

　　柳传志也表示，“我是真心地对未来有信心，主要是看好中国这届的领导人，政府在执法的力度和公平性以及对国企改革等方面跟过去不同。如果国企改革成功的话，上百万亿资产的国企将焕发出很大的力量，多挣的钱如果能够支持到弱势群体，也许中国的白领阶层会越来越多，城镇化的改革都会使人民的收入提高，这时候中国就真的成为一个内需拉动的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西方担心的影子银行、政府负债、环境的影响比如雾霾、以及老龄化问题等等，尤其让我担心的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比如我们的能源价格比美国高很多，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资金成本也比海外高，如果制造业被抽离的话我们的经济会空心化。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最有利的因素，城镇化、勤奋努力的企业家和百姓，以及我们的新任领导。”

　　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与上述三位企业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有句话叫绝处逢生，我们的矛盾积累的很多，不改革是不行的，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尽管要付出代价。”

　　西方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

　　谈到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顾虑时，现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表示最大的担心在于当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产生以后，商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

　　柳传志列举了联想的案例，“最好要找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或者引入当地的投资人。我们在并购IBM PC的时候，有两家美国的PE公司参与进来，这对美国的批准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与合作伙伴捆绑利益，就不容易产生国家之间相对的矛盾，我们在智利收购了五个农场，但是全都不是圈买的土地，而是合作。我们占60%—80%的股权，共同经营，受到从智利政府到农场主的很大的欢迎。”

　　随着欧洲各国逐渐走出欧债危机，欧洲对中国的投资者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主持人艾诚向在座的来自欧洲的企业家发问，“现在欧洲是不是最好的投资时期，哪些方面或领域机会比较大？”

　　泰丰资本董事长葛涵思承认欧洲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指出，这对中国的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可以以非常合理的价格购买欧洲的资产，“你们的资本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非常需要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像欧盟这样）老的经济体突然意识到希望不断的变革，变革。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商人都希望以最好的方式获得中国人的钱，也希望继续把合作投资推进下去。”夏伯纳对此表示认同，“在欧洲，很多好的公司无法把他们的价值和更大的中国需求对接起来，比如农业、食品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合作潜力。”

　　曾任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英国第一国务大臣的曼德尔森呼吁英国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更多地向中国投资者开放，“不仅仅是关于商品和服务，更多的是关于资本，像中国的这些投资方希望通过购买一些欧洲资产获取资本回报。”他还补充道，要谋求共赢，就要从社会、政治层面建立第三轮关系，满足双方的需求。“尤其是在欧洲的一些具有合适的资本、能力和活力的中型公司，如果让他们向中国的市场开放，他们就可以找到这种合力带来的很大机会，这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能够架起中国投资者和英国的桥梁。”

　　如果你想向以上十位全球商界领袖提问，如果你有更多关于全球企业协作以及全球商业环境的问题，欢迎通过艾诚的新浪及腾讯微博（@艾诚Gloria）及微信公众平台（艾问iAsk）提交你的问题。艾问，想问就问。最犀利和最幽默的问题会被全世界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