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勳议员正在接受央广记者罗武采访

  央广华夏之声、香港之声系列访谈栏目《建港新力量》迎来了第三期的嘉宾,他就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民建联的刘国勳。

  他为何从读书时期就就开始接触政治?又是如何踏入从政之路?连续两届成为新界区区选“票王”的秘诀是什么?他心目中理想的香港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揭晓~

  初入政途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2002年读书的时候已经加入民建联,为什么这么早旧想从政呢?

  刘国勳(以下简称“刘”):你的资料搜集做得挺好的。其实都是机缘巧合,当然自己的思想、想法上会对建制派有好感。原因是自己读书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不管对于内地还是国家,都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我的中史除了读书拿A之外,平时空闲的时候,都会有兴趣去阅读有关的书籍,去发掘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由于有了这个思想,所以我会对建制派会比较有兴趣。

  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专题报告,要去地区做一些访问,或者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会接触到一些民建联的议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在地区很实务,很愿意去帮助他人,所以我就很顺利成章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对很感兴趣民建联,有什么渠道可以加入民建联?”他们就给一张会员表给我,我就这样加入了。

  球迷心态

  记:但是加入民建联之后,您就去参选区议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刘:我是读公共行政及管理,最初读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做公务员,或者类似这些的工作、 管理的工作等等。但是02、03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不好,其次又爆发沙士,所以政府就宣布冻结聘请公务员,所以这条路对于我来说就走不通了。原本我加入民建联就像是球迷的心态,希望能够为建制派的壮大出一份力作为一个拉拉队,真的没有想过下场去踢球的。但是没有想到政府冻结聘请公务员,其次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管理,觉得当时的社会很多问题,如果不做公务员,能不能也去参政议政,由下至上去影响政府呢?结果03年的时候,尤其爆发了“七一事件”,建制派都会在社会上受到一些误解,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要为为此做出一些承担,不如我也站出来为香港贡献一份力,所以就参选了。

  从“败选”到“票王”

  记:初次下场“踢球”,从比数上来看输了,当时有什么体会呢?

  刘:其实我到区里工作,大约都是半年左右的时间,下区服务了没多久,也有“七一”的政治气候,也有挺大的压力的。但是很幸运,在我的工作上经常会有一些贵人去扶持我,有很多地区的义工在我的身边帮助我。虽然是一个只有22岁的年青小伙子,对着一个现任的议员,可能对于踢球来说,踢到加时仅败而已。当时他是2200票,我是一千九百多票,输了大概两百多票。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当然任何人都不喜欢输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社区认识得更多,街坊们也不离不弃,所以我也觉得继续在这个社区服务。

  记: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您在07年的时候,您是新界区的票王,11年的时候也是,您自己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呢?

  刘:我认为做地区工作真的要深耕细作,例如勤奋,这也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当然重点是无论做政治领袖也好,做议员也好,不仅仅是靠勤奋。但是问题是,如果不勤奋,那肯定是不行的。试想一下,如果你太懒,市民找不到你,有事的时候你又不出现,别人怎么会信任你呢?关键是在落败后的这几年,如何在社区重头来过,壮大义工团队, 和街坊建立一个信任。

  所以在后几次的选举口号,会有不同,但是“信任”这两个字都会在我的口号中看到的。勤奋、贴身、到位,就如古人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到地区里服务社区,社区开心,自己开心;社区有什么忧心的,我也很忧心。全程去投入了很多时间。假如你是真心服务社区,都会从结果上可以看到的。

  记:所以“票王”这个称号到区里工作“深耕细作”得出来的?

  刘:我很感谢大家给了这个称号给我。不同区有不同的区程,有的区就是乡郊区,有的是公屋为主的区,有的是私楼区,每个区的投票率不同,选民人数也不同。我觉得很多议员都很出色,能够得到高票数,得到市民的认同,但是我也会继续努力,继续得到大家的认同。

  立法会“新丁”

  记:您从区议会进入立法会,作为立法会“新丁”,您如何看待自己在立法会的定位呢?

  刘:我之前担任北区区议员一段时间,对地区一些情况比较熟悉。加上这几年北区的区议员压力比较大;由于比较近内地,所以很多问题。例如双非、学位、水货客,甚至是近年新界东北发展都和内地扯上关系。所以当我来到立法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有三样东西想做的:第一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政策,去化解内地和香港的矛盾。因为我看见无论学位也好,水货也好,其实不是什么政治的问题,只不过是大家在资源方面可能有冲突。后来出台“限奶令”问题是舒缓了,在学位问题方面,跨境学童让香港的学位紧张,这些也能够通过政策去解决。无论文化冲突也好,资源冲突也好,如何通过政策去化解这些矛盾,修补大家的关系,其实这些我是很希望能够做到。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像两兄弟也会吵架,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关系能够变好,毕竟血浓于水嘛。

  第二就是,我自己长年在新界,我母亲也是原居民来的。现在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大,不仅是内地和香港,甚至香港人里,原居民和非原居民也有矛盾。所以我都非常希望在城乡关系里,都能够做一些工作,让大家了解到,原居民在香港的历史,原居民对香港的贡献。例如现在很多的新市镇,过去很多土地都是原居民的,很多都是私人土地,怎么样去付出这些土地,出来发展这些新市镇,这些都是大家知道。但是新的这几代的香港人未必知道这些历史,我都希望将这些历史,围村的文化增加大家的认识,这些也是我们香港的本土文化。

  第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区议会界别的议员,我希望可以串联地区和“中央”,这个“中央”指的是特区政府或者立法会的关系。如何有更好的支援让区议员得到更多的援助,还有发挥,能够帮到地区的市民。由于自己也是区议员,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最主要的是,在这三者关系中,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工作。在地区上说的交通、房屋这些比较民生的议题,都是我们主打的项目。

  内地与香港

  记:您之前提到自己也希望改善香港和内地的关系,那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呢?

  刘: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现在不仅是人民和政府的问题,人民和人民之间冲突也多了,包括过去有一些踢箧等等的事件,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用一些东西去疏导;例如刚刚所说的的水货客,要让市民分清楚哪些是旅客,哪些是水货客,那我们要针对这些矛盾,那些影响、滋扰到市民日常生活的问题,针对这个区去工作,而不是一刀切,凡是拉着行李箱我们都去弄。另外就是学位,例如校网,是原居民或者本地人优先,这样会不会改善我们的关系呢?但是其实内地各个省市都会有户籍的制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是保障当区的居民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也会让大家摩擦会减少。

  之前看新闻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认为香港楼市贵了,是因为内地很多人过来购买。但是原来佛山市民对广州市民有一些抱怨,是因为广州的市民过去买楼的人增多了。(是因为广州出台了房屋限购令),哦~原来如此,那就证明不是内地和香港独有的问题。其实邻近的城市很容易会有一些政策的不同会产生一些摩擦,这是要靠当地政府去利用一些措施、政策去疏导、理顺。所以我自己也会对症下药,始终不要把问题政治化。但是现在情况很惨,一些矛盾让大家有怨气,利用这些怨气去挑拨本土、中国,对中国有些抗拒,其实这样做,一来对事件没有帮助,二来也都伤害同胞的感情,市民之间的感情。

  青年谈政治

  记:我们发现近几年香港的年青人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政治,作为一个过来人,您认为年青人如果有政治诉求,应该如何表达?

  刘:其实现在的年青人比我们以前更加热衷于政治、参与社会的事务,这是一件好事。社会的未来都是年青人,所以他们早点了解这个社会,参与社会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先进,社会的透明度会更高,你要获得一些资讯是非常方便的,现在我们是代议制;将来当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直接民主会带来行政成本、很多阻力,随着这科技技术进步,年青人会容易发声。

  但是资讯多也带来一个问题,究竟这些资讯是不是真实呢?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是“后真相”时代,很多人看到这些标题、一件事,不去查证就相信。所以年青人要参与政治一定要弄清楚事实,因为很多事他们没有弄清楚真相和背景资料,从而表达意见。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清楚这件事,就去发表,其实他们很有热心,但是他们做出来之后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寄语就是,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最重要确保每一件事的真实性,搜查更多的资料;年青人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声音,网上也设有更多的平台去吸纳他们的声音。

  展望未来

  记:您心目中理想的香港是怎么样呢?

  刘: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没关系的,重要是可以在理性的环境下各抒己见。大家多点关注民生,花多一点精力改善经济、民生,而不是在内讧方面。若是花太多精力在内讧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过去在全球上是领先的,现在落后了一些位置,尤其是经济方面,民生方面工作的成效也是在减退。我希望年青人可以有更多机会发挥所长、上楼容易些、通过政策疏导与内地的关系。我也相信中央也要通过香港这个窗口,对外交流;香港也要借助内地,例如一带一路,将自己摆在一个更好的定位,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让香港市民整体的生活有所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减少一些内讧,将精力放在民生和经济上面。

  记者:罗武、周伟琪

  实习记者:温超荣、简嘉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