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河南分网消息 近日,由兰考县委宣传部干部侯永胜创作的专著——《为官之德——焦裕禄精神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者利用多年的素材积累和700多天的业余时间进行了集中挖掘,深入焦裕禄同志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博山、大连、尉氏、洛阳等地,走遍兰考的村村落落,下农田、进农户、访车间,大量获取第一手资料,完成了这部44万字的著作。

　　图为作者侯永胜(右)在焦裕禄故居(博山)走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邹东涛对此评价为:“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原理,从历史的视角,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分析焦裕禄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背景,阐述了其精神核心要义及内在规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焦裕禄精神这样的正能量。”

　　《研究》受到业内高度认可,在“借鉴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属该领域的创新成果,第一次从理论层面解决了焦裕禄精神的来源、走向问题,把焦裕禄事迹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一个普通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干了一件“分外”的事,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走向艰辛创作之路?著作出版引来外界如此高的关注,原因何在?为此,人民网记者对作者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干部,出版这样的专著似乎与你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写这本书?

　　侯永胜:我在兰考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已有15个年头,工作核心之一就是宣传焦裕禄。我长期在一线宣传焦裕禄精神,学习的多,掌握的素材多,对焦裕禄的感情就愈来愈浓。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生活,对农村感情深,对农民感情真。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焦裕禄对基层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与焦裕禄的关联,最早也起于农民出身的相同经历。当然,真正萌生下功夫写点东西或者做些研究,还是2013年开封市委安排的那项任务。

　　2013年8月5日,开封市委要求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事迹再做一次深入的挖掘调查。第二天就从县委宣传部、县电视台、焦裕禄纪念园等单位,抽调了有8个人组成工作组。历时半年多,行程近3000公里,成员有时多有时少。一部相机、一只录音笔、一个笔记本……最后剩下我一个人,坚持了一年多。

　　我把这项工作逐步转为业余,思考的空间更多了,想法也多了。晚上住在村里,和老乡们聊完,躺着床上满脑子都是焦裕禄同志的故事,辗转反侧,多有睡梦中伴着泪水醒来。与采访对象边聊边一起流泪的情况,也不知道有多少次。

　　随着工作任务及工作处境的改变,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就这样采访完,交了差,就结束啦?

　　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很感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还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守着这样丰富的矿藏,应该如何开发?

　　我开始琢磨走出去,到焦裕禄同志的家乡博山,他曾经工作过的尉氏、洛阳、大连等地,去实际蹲点,深入挖掘。每一个地方去了不止一次,每一次都受益匪浅。

　　掌握的素材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在一次去井冈山学习的过程中,去拜访国内知名党史专家、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他听了我对焦裕禄精神的理解,告诉我:“一定把它写出来,我们党需要,社会也需要。一定要相信自己,你能行!真的!”

　　记者:挖掘整理过程和专家的指点是外在条件,什么原因使你产生了创作冲动真正落笔?坚定信念的前提是什么?

　　侯永胜: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2009年3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来兰考采访,想写一篇焦裕禄精神与当地发展变化结合的文章。到基层采访了一天,第二天没有理出头绪。记者决定不去采访了 ,让我陪他一起聊。我说,焦裕禄同志当年在兰考载下泡桐树是为了治“三害”,留下了焦裕禄精神,可今天“三害”没有了,却留下了一个产业,以泡桐为原材料的木制品加工业。说到这里,人家当场打住说,“有了!”3月26日,新华社发出电稿《一棵树、一种精神、、一个产业——兰考泡桐的命运变迁》。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自己的观点被认同。证明了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达到了一定的理解层次。

　　不少中央级、省级的媒体朋友来到兰考,都愿意和我聊了之后再开展工作,他们说,与你聊了之后,才感觉思路清了,采访顺了。看着一篇篇深度好文纷纷见诸报端,自己也有了些成就感。为此,我对外还落了个“不见侯永胜,兰考不过岗”的称谓。

　　上面是前提,真正动笔的冲动还是来自挖掘整理过程中对焦裕禄的感情,一次次地陪着曾与焦裕禄共事的老同志和乡亲们一起落泪,那些经历何时想起都难以平复。

　　一次在原城关公社胡集大队支部书记胡安民家里采访,“在一次阶级斗争宣讲大会上,老焦主持大会让我爷俩讲外出讨饭的故事,我讲着讲着就浑身发抖,苦啊!孩子在台上哭,老焦他也在一旁落泪!”胡大爷接受我采访时已是84岁高龄,说到痛处他泪如雨下,我不得不中断采访,陪着老人一起落泪。老人家一边擦眼泪一边继续说,“没有见过像老焦那样的好人!到我们大队安排植树造林,我安排了午饭,可他硬是找个理由,去一户贫困户家里吃‘百家饭’(外出逃荒要来的馍馍碎了之后混合树叶子做成的菜团或粥),我想他啊!”

　　50多年后,仍然让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此想念,该是何等的感情呀!

　　在一步步亲密接触这个自己心目中的“男神”后,对其经历、人格、人品、情怀、担当等做了深入研究,愈来愈感觉我们仿佛在好多年前就似曾相识。

　　情感,还是情感!这份情感是我坚定信念的最大前提。

　　记者:焦裕禄是一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较高地位和较强影响力的优秀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关于焦裕禄的传记资料也不少。您这种研究性课题的立意和角度是从何而来?

　　侯永胜:我最初是想把自己心目中的焦裕禄写出来,可怎么写?如何表达?是有纠结的。在我集中开展挖掘整理过程中,我多次到河南大学图书馆,海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总感觉自己应该选取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经过多次比对、衡量,自己最想要表达的东西,好像研究最合适。可我只是一位基层普通干部,研究课题没有做过,这样做就意味着冒很大风险,做不好了就要被人耻笑,或者落下指责?

　　我先后去拜访有关专家,河南大学、河南省委党校、复旦大学、江西省委党校、井冈山干部学院、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尉氏、中信重工、大连重工等,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使我最终下定了决心。

　　记者:出版此类专著,需要的不仅是文字功底和理论水平,最核心的是调查研究的能力。你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

　　侯永胜:开展调查研究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主导,每天晚上总结当天的工作,制定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大家下班了,我就回到办公室里做第二天的功课。路线怎么走?采访哪些人,与整个线索有何关系?调查的方法是传统的走访,入村进户,听讲述,找关联。

　　近两年时间里,我跑坏了3双鞋,记录了五个大笔记本。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家胡同,爬山头,沿沟渠,是常有的事。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焦裕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理解也越来越透彻了。

　　积累的素材较多,更多是理解层面的,探索实际上是个追求的过程,去想了,摸索了,就会实现。

　　记者:50多年来,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把焦裕禄一夜间变为一位榜样人物,到现在的被提到全党全民族的高度。关于焦裕禄传记和资料林林总总。写作这样的课题,是极大的挑战。遇到过哪些难题?您是如何克服的?

　　侯永胜:《研究》是焦裕禄事迹及精神传播过程中的新事物,以前的文献资料多停留在新闻信息传播、理论研讨,还有就是资料的汇编,以及小说等形式。其中《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影响最早、最深,还有电影、电视剧《焦裕禄》等。我只是个普通基层干部,做这样的事,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信心。

　　从充满向往和经历一次次理论到实践、实践再到理论的折磨,实际上是磨练了自己,坚定了信念,即便有些难题,也难不倒我。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因为思考和积累的过程很充分,所以除了因为工作之余干这个活儿身体受影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难题。

　　记者:您的研究框架如何构成?最让你认同的成果有哪些?

　　侯永胜:简单讲就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焦裕禄精神是什么?”二是“焦裕禄精神从哪里来?”三是“焦裕禄精神向何处去?”《研究》的理论框架即如此。

　　事实上,我们过去好多年,没有真正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当然,第二、第三个问题也没有答案。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同志到兰考视察,提出了“焦裕禄同志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民心中的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把焦裕禄精神第一次提升到全党、全民族的高度,对焦裕禄精神的诠释,也达到了顶点。

　　最认同的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哪里来?”也是我在《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一部分。研究方法较多,论证也很充足。如,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内容,我引入“焦裕禄精神的纵坐标分析”,从民本位的官德思想入手,引述《尚书。五子之歌》“皇祖(夏禹)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公的“尚德保民。”管子的“以人为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焦裕禄所受“孝妇河故事”的胎教,重伦理鲁文化,尚功利齐文化的影响,等等,使焦裕禄较早具备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当然,焦裕禄精神的来源还有受到军阀反动势力压迫、日寇奴役的痛苦经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与人民群众为伴,根植人民大海之中,他才吸收了丰富的营养,最后把对父母的孝转化为了对人民群众的孝、人民群众的感恩。这种情况下,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怀,才更多地被释放出来。由此我得出如下结论:从哪里来,就会到哪里去。真正知道了焦裕禄精神的来源,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记者:您对“焦裕禄精神向何处去?”有着怎样的思考?

　　侯永胜:“焦裕禄精神向何处去?”既是自己创作的难点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按照我当初的计划,在《研究》出版之后,或考虑进行下一步的创作,焦裕禄的民生思维、民信思维、民智思维等。

　　对“向何处去?”的思考,我选择了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视角。看上去有些“高大上”,实际并非如此,焦裕禄精神有如此的定力,是有定论的,有全面论述的。

　　我们的价值体系里,传统的、美的东西很多,可有些很遥远,远了就感觉遥不可及,那么焦裕禄实际上就在我们眼前,有很多东西既可以摸得着,也可以探得到。我认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实施,作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榜样,焦裕禄的光彩依旧照人,无论是拿他照镜子,还是正衣冠,甚至是比葫芦画瓢,可以学习参照应用的东西都很多。在《研究》中,我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相信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记者:对于焦裕禄精神,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今后还有没有新的课题研究设想?

　　侯永胜:当前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践。9月9日,人民网刊发了我采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兰考县“阵地建设“获群众点赞。文章真实地描写了兰考县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主要写法是让群众自我描述对”村室“改扩建为党群服务中心之后改变看法,尤其在当地制度机制保障有序的情况下,群众对县委决策的满意度。通过群众的点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模范践行群众路线的真实的兰考,还可以发现,当地在“郡县治天下安”的探索中,正在摸索有着自己特色的路子。文章中有个村民是聋哑人,看到村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后,居然”哇!哇!“地为决策点赞。

　　进一步的创作计划是在《研究》稿件完成之后,将衍生《为官之德——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写作,这将由我和经济学博士、我国著名廉政管理建设研究者董英豪同志共同完成。

　　记者:接下来的《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有什么新的内容?

　　侯永胜:我在挖掘采访过程中,不断积累丰富素材,多次梳理发现,焦裕禄竟然还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随即就产生了把它写下来的冲动。这本著作将以实地寻访为线索,以人物对白、回忆为主要表达方式,以散落记述为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外界所不知道的焦裕禄。

　　寻访的线路从山东博山转战到焦裕禄在此茁壮成长的尉氏,度过人生精彩的洛矿,最后把落脚点停留在因为焦裕禄而更加闻名的兰考。从北崮山脚下“娘,娘啊!“的亲情故事,再到兰考1116平方公里大地,每到一处,每一次寻访,都有一次次的感动,都值得认真记述。

　　为了救济一户妻子外出要饭、丈夫在家带孩子的困难户金子文,焦裕禄两次骑着自行车送去十只小鸡仔;为了掌握群众的真实生活情况,他竟在大年三十连续两次赶到群众家里,最后看看群众是不是真的能有饭吃;为了自力更生解决兰考群众的吃饭问题,他和县委的干部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检验一种植物田箐的毒性;为了不让几位在县委掏大粪的老乡浪费时间,他自己跳进车辕里,亲自把架子车送到县委大门外;为了凝聚起兰考干部生产救灾的积极性,他夙兴夜寐,事必躬亲,一件件解决实际问题,一个个化解存在矛盾,顶着无以言状的多重压力,自己严重的肝病早已置之度外;……

　　记者:著作出版后,有何反响?你对这部作品有何期待?

　　侯永胜:除中央级及河南媒体主流网站转载外,陕西日报陕西传媒网等外地媒体也有关注。9月8日,贵州文明网还刊发当地干部张金的评论文章《《为官之德》——焦裕禄精神的谆谆教诲》,文章指出,“《研究》的出版意义重大,价值无限,不仅给时代留下了焦裕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典型回忆录,更给广大的党员干部留下了可翻可学可领悟的精神财富,时刻提点广大党员干部爱岗敬业的壮志雄心,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给换届之年送来了甘甜的清泉,为焦躁的换届心境洗礼了复杂的心智。”其认为为官之德难于践行,《研究》一书乃是最好的官德教科书,焦裕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了为官之德,用为民爱民亲民的作风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公仆情怀…… ”

　　外界的关注和解读更多地反映出一种民声,犹如当年穆青等老记者再到兰考,写出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样。实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在呼唤着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这样的好作风。

　　我希望能凭自己一己之力进行传播,哺育我勤劳人民,滋润我中华沃土,我更渴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沐浴政通人和之风,享有和谐发展之福。(韩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