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根（资料图）
国家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团队在田间观察水稻生长情况，右三为卢永根（资料图）。
据大洋网报道，3月14日下午，87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教授走入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卢院士从一个黑色的旧挎包里，掏出一个折叠过的牛皮纸信封，缓缓地取出里面的存折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柜台前，每一笔转账都需要他输入密码和亲笔签名。整整一个半小时后，他才将存在建设银行的近20笔存款约693万元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户里。他将改天前往中国工商银行继续将剩下的积蓄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其捐赠总额将达800多万元。
“有幸当天见证了卢院士在银行捐款的全过程，感动得热泪盈眶。卢院士的人生很好地诠释了华农人的精神和品格，他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
——华农一老师
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院士的善举感动了华农，朋友圈因此被刷爆。3月14日，卢永根院士由其夫人徐雪宾教授陪同将平生积蓄800多万元捐给学校，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农学院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以及资助农学院邀请的农业领域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座。让人感动的是，两位老人平时生活节俭，家中使用的都是多年的老式家具。有华农人对此评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
——卢永根家训
当了13年华农校长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校长生涯。
在校长和教授身份上，他首先考虑的是校长这个角色。既然是校长，就要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暂时放下，特别是不能利用校长的身份，给自己的教授身份获得好处，比如学校的资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实验室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等种种好处。
有华农人回忆，老师卢永根担任校长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学校的高度，为学校全局谋发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发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期。
身为校长，卢永根坚持着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忆中，当校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摆在首位的是学校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第二，坚决抵制住了学校为主体的商业行为；第三，不遗余力地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三件事为华农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家里至今用的是老式的收音机
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决定将多年积蓄800多万元捐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农学院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以及资助农学院邀请的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座。
“有幸当天见证了卢院士在银行捐款的全过程，感动得热泪盈眶。卢院士的人生很好地诠释了华农人的精神和品格，他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当天在现场的华农一位老师说。也有人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表达自己内心的钦佩。
在许多旁人看来，卢永根院士的举动无私而慷慨，但其实他很“吝啬”。在华农，无人不识卢永根院士，只是鲜有人知道，卢院士在这所学校已经待了半个世纪。在学生和同事眼里，他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学者，从来都不摆架子。有一次在香港参加科技展，展会结束后，已80多岁高龄的他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坚持亲自收拾好展品再离开。
其实，很多华农师生都能在学校饭堂见到卢永根院士的身影。只要不外出，中午下班后他就会定时出现在饭堂，和师生们一起吃饭。身为中科院院士，卢永根院士自然有许多飨宴的机会，但他都婉拒了，理由就是：节俭。早在两三年前，卢永根的身体就开始欠佳，但他不以为意，依旧正常地参与校内工作和科研，女儿曾多次劝他放弃工作，到国外生活，他都拒绝了。有相识的人介绍，卢永根家里至今用的是老式的收音机、老旧的台灯。
卢永根院士由始至终都是个“布衣”，扎根在学术，同那一辈许多老学者一样，这个院士其实真的不富裕。所以，卢永根“吝啬”了大半辈子不无道理。众所周知，申请科研经费的多少对高校职工的科研项目的完成有重大的影响，但有一次，他却把大部分的经费给了其他老师，只留下一小部分给自己。
“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从小在香港接受教育。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卢国棉眼看局势危急，便安排将几个儿女送回老家的乡下避难。其间他的父亲特意捎来亲笔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令他终身难忘。
初中时期，有两种学校可供他选择：一是上英文书院继续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书院。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卢永根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读英文书院，而是自己选择了岭英中学。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年轻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在高中将毕业时，党组织通知卢永根，高中毕业后他可能有三种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业，回内地打游击；二是继续留在香港升学或工作；三是回内地，继续学习。经反复研究，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1949年8月，卢永根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同时领导着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不久，卢永根转入农学院。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
师从丁颖打造水稻种质资源“宝库”
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丁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这门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他留校任教。从此他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1957年，丁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调往北京工作。1962年8月，卢永根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为丁颖的科研助手。这项被称为“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研究”的项目，给卢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础。他亲随丁颖，奔赴各地，一方面聆听丁颖先生的教诲，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等。
调研的同时，卢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种。丁颖去世之后，卢永根回到华农，继续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带回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成为华南农学院开展水稻育种最宝贵的资源。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是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1978年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就是在卢永根总结的实验数据上撰写的，这部书后来成为了我国水稻育种领域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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