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鸟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作新于1906年11月18日出生在福州市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欢探索自然界的奥秘。郑作新的家其实在福州鼓山脚下一个村庄里，鼓山高峻雄伟，风景秀美，林木葱茏，是鸟儿的乐园。少年时他常与小伙伴到鼓山玩耍，听鸟儿叫，辨认鸟儿，甚至掏鸟窝，捉个鸟儿回家喂养，其乐融融。

　　郑作新从小喜欢鸟儿，老祖母给他讲的故事，其中就有许多关于鸟的故事，比如《豆仔鸟的故事》，说的是好奇探险的故事，还有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鸟坚毅不拔的填海精神，更唤起了他对鸟类的强烈兴趣。

　　因为有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郑作新从小不仅爱读书，更热爱大自然。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令他迷恋。上小学时他就认得许多种鸟儿，凭鸟鸣就能辨别出是什么鸟。他的小学老师也用心，每次给他的评语，不仅要说他学习好、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事，还会说说他的良好表现，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比同龄孩子更强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说说他爱鸟的特长。郑作新后来说过，这一切对他都是“良好的鼓励和促进”，让他更倾心于鸟类以及其他生物的研究。

　　上中学时，郑作新勤奋学习，学习成绩更突出了，于是就在老师的指导下，连跳了两级，6年的中学课程仅用4年就学完了，年仅15岁就报考福建协和大学，因岁数未满16岁，只得经中学校长朱立德先生保荐方获准考。他考试的优异成绩使校方十分惊喜，终于成为当时协和大学最年轻的新生。上了大学，郑作新依然勤奋努力地学习，结果又于1926年提前半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并在叔父资助下，考入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胚胎学。在国外的第一年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勤进图书馆收集资料做笔记、到野外做实地考察和研究，第二年他即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结束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一心一意地扑到学业上。1928年，郑作新获得了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是全校最年轻的博士，时年仅23岁。他的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德国权威杂志上发表。因此，郑作新获得校方奖励的一把金钥匙。

　　与那年代所有学成归国的人一样，郑作新也难免要被问起：为什么放弃国外优惠条件，选择回国的路？不过，郑作新没有说是为报效祖国，而是说因为在密歇根大学的博物馆受到刺激，更具体地说是受到一只鸡的标本的刺激，就下定决心选择回国了。他说得朴实，说得轻描淡写，却也说得真诚，说得那样性情化，其中蕴含的那种故国情怀，让人动容。

　　根据郑作新后来的回忆，初入密歇根大学时，他仿佛进入知识的海洋，大学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更加勤奋地学习、记录，像海棉吸水一样尽量吸收更多的知识。他迷恋着这个博物馆，几乎就像小时候迷恋鼓山那鸟儿天堂一样，那些来自大自然的气息和知识使他深深地陶醉其中。他最喜欢在鸟类展厅里流连，这里的鸟类标本很多，而且非常精彩，每个标本都布置得非常用心，或飞翔，或跳跃，或鸣叫，形态是那样逼真，那样生动，吸引着人一遍遍细看。特别是当郑作新看到一面展示墙，汇集了一些中国常见的鸟类，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名称标注时，他激动万分，把那些鸟的名字、科属、形态特征都记下来，甚至还为这些鸟画了素描草图，不断和自己脑子里的那些家乡的鸟的形象进行比对，也算是他对故乡思念的一种特别的慰藉了。在展厅里还有一具长尾雉皮毛标本，是整张长尾雉的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然后平铺在玻璃上，鲜红的腹部，脖子上深橙色的“披肩”，鲜艳美丽的羽毛向四周呈放射状散开，给人强烈的美感，那也许是他在家乡的鼓山林间见过许多次的红腹锦鸡，也就是“中华雉”吧？这些美丽的“中国鸟”给他深刻的印象，或许他正是与这些美丽的“中国鸟”如此这般邂逅在异国他乡，冥冥之中，就有了一种缘，一种天缘，让他后来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完全走上了对鸟类，特别是对“中国鸟”的研究与甄别，而成为世界鸟类大师吧！

　　后来，在密歇根大学博物馆展览厅里，郑作新又见到这美丽的红腹锦鸡，这一回不是皮毛标本，而是整只的漂亮标本——金鸡。这只鸡颈部是金棕色的羽毛，呈扇状，像精致的披肩。全身的毛色呈橙黄、深红、黑褐、淡栗、赭色，胸部下面一片金黄，拖着一条彩色的长尾，绚丽多彩。这就是“中华雉”，是中国特有的鸡种，是产在秦岭山中的“宝鸡”，陕西宝鸡县即以它命名。然而郑作新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说明文字：该鸡由瑞典学者林耐于1758年发现，并用拉丁文命名。郑作新深深受到了刺激，心被深深刺痛了——为什么中国的鸡却要外国人来发现和命名呢？为什么呀？他下决心要研究祖国的鸟类，填补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于是，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婉言谢绝了几所美国大学的聘请，毅然于1930年秋回到当时相对落后的祖国。

　　说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人文而轻科学，到他郑作新那个时候止，中国有不少精美的花鸟画谱，却还从未见对鸟类的专门研究记载。一些古籍上虽有禽类的记载，但也与虫、鱼、兽等混同，没有明确的定义，更未开展过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所以中国的许多鸟类名称，其实多数是近代以来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察鸟类资源后记述的。郑作新本人就熟读过一些外国人出版中国鸟类专著。比如，1863年英国人斯温顿出版的《中国鸟类名录》，其中记述454种中国鸟类；比如，1875年法国戴维出版的中国鸟类专著，其中记述增至807种；再比如，1926年至1931年外国人祁天锡等人合编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其中又扩充了记载，共列出鸟类1093种和575亚种。郑作新决心以外国人的研究为基础，编出一本由中国人自行研究的鸟类学专著。回国之后的近20年间，郑作新在母校福建的协和大学任教，历任教授、生物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等职务，一边教学，一边开始了他的鸟类研究工作，不断在当时的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和图片，发现与甄别了许多中国的鸟类，名气和声望也就日益提高了。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郑作新奉命到北京筹办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秘书长。从此，他潜心鸟类学研究，亲自率领科考队，对我国动物、特别是中国的鸟类进行了综合考察。北起东北、内蒙古，南至云、贵、川、海南等地，他历尽千辛万苦，收集了数以万计的鸟类标本，创建了我国最大的鸟类标本库，对各种益鸟的繁殖及生活史做了全盘的研究，并经过长期的观察、采集、检验，确定了食虫鸟的种与亚种。而后，他把多年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出来，于1958年，出版了100万字的《中国鸟类分布目录》。这部巨著分上下册，记载了全国各地从古到今所有鸟类的情况，列举了1000多种鸟。可以说，正是这部巨著第一次较为全面地盘点了中国的鸟类，第一次让人们发出感叹：中国的鸟原来这么多啊！比美国、前苏联及整个欧洲的鸟还要多！正是这一部巨著，使郑作新作为一位鸟类学家，在我国和世界动物学界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声望越出了国界，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应该说，在郑作新开始研究鸟类时，世界各路专家对鸟类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鸟类的新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难再发现了。但郑作新却和助手们一起，通过实地观测考察和查阅大量资料，付出大量心血，先后发现和甄别了25个鸟类新亚种。1964年，他们在四川发现了白鹇的一个新亚种，把它命名为“峨眉白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并成为国际通用的学名。按郑作新的说法，发现和甄别中国的鸟类，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爱国情怀的问题，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他说，发现中国更多的新鸟种，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甄别一些与国家历史和荣誉相关的“中国鸟的真实历史”，就更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进的，过去没有人怀疑。郑作新在查阅了大量材料，并特地赶到云南等地考察后，认定了中国家鸡的祖先——原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国劳动人民自行驯化的。这的确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郑作新毕生出版专著20多部，研究论文150多篇，专业书籍30多部，科普作品260多篇，他的研究成果先后7次获得国家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87年他撰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书中记述了已知全部鸟类1186种，953个亚种，首次对我国整个鸟纲动物进行了全面完整而系统的综合总结，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也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动物保护法的制订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表彰他对鸟类学的卓越贡献。1988年，美国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1993年他获得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颁发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终身荣誉奖”。1998年郑作新与世长辞，世界各地媒体有许多悼念文章，尊之为“世界鸟类学大师”。

　　在郑作新90多年的漫漫人生中，最说不完的是他亲历的那个著名的“麻雀冤案”。有资料这样说：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咨询这个事。钱燕文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于是，就有人找了郑作新，郑作新表达了和钱燕文相近的观点。可是，不知怎么的，后来社会就有一种说法，说是郑作新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才最终使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同列为“四害”，被写入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看来，这对麻雀来说是一个冤案，对郑作新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冤案呀！

　　细查资料，其实，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同列为“四害”被写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1955年冬天的事。而郑作新的有关文章发表已经是1956年1月份的事了。而且，郑作新的那篇文章虽不能免俗，但文中还是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既说了麻雀吃谷物的危害，也说了麻雀吃农作物害虫的益处，并没有直接认定麻雀是“害鸟”呀！

　　当时，其实就是由于对麻雀的功过，生物学家有不同看法，郑作新才带着他的助手们泡在河北昌黎县和北京郊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共解剖了848只麻雀，对它们胃里的食物进行鉴别、分析、对比，得出了麻雀食性的大量数据，作出科学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道：秋季谷物成熟的时候，麻雀成群结队地飞到农田、粮仓等地方，啄食谷粒，造成很大的损失。称经其试验，一只体重6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2钱，为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2公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但麻雀在育雏期中，也兼吃虫类。我们在河北省昌黎县产果地区做麻雀雏鸟食物分析的时候，在它们的胃中曾经发现金针虫、象鼻虫、鳞翅目幼虫等，对庄稼是有益的。

　　特别是后来，郑作新和助手们对麻雀的食虫性的一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定麻雀除在庄稼成熟的季节外，是大量食虫的，进一步肯定了麻雀有益的一面。于是，在1956年10月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全国大会期间，郑作新指出，麻雀的益害，不能采取简单的方法，而要根据季节、地区辩证地对待。讨论会上，许多动物学家也纷纷起来呼吁暂缓消灭麻雀。就此，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附上郑作新等科学家的论证，上呈毛泽东主席。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张劲夫的报告上批示为麻雀平了反。争议长达4年多的“麻雀案”终于有了结论。

　　麻雀冤案是平反了，但据有关媒体说，晚年的郑作新说起这一个事，还是经常会说，开始我们对麻雀的益处说少了，坚持少了，也算冤了麻雀呀！寥寥数语，体现着他做科学家的科学精神，更体现了一位世界大师的胸襟与情怀呀！(少木森)

　　（摘自《闽都文化》201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