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联合主办的“医与患的迷思——《病患悖论》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举行。会议分别从基础研究、临床治疗、医学人文三个方向对“过度医疗”问题展开了讨论。

　　据本书译者、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生潘驿炜介绍，《病患悖论》源自玛格丽特·麦卡特尼在英国从事全科医师工作的经验观察，她认为健康供给对“人”的关注不足、对“病”的聚焦太多，将造成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倒置。作者认为，健康产品广告、市场赞助、行政手段甚至公益宣传等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美化了现代医学的能量，过度拉高了公众的预期，这对于医生执业、医患关系都有着不利的影响。潘驿炜表示，期望借翻译本书向读者传递“过犹不及”的道理：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但实现它靠的不是更多的医药。这一方面要求个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求社会经济状况和各种资源的可及性更加公正平等。

　　医学是科学的、技术的，也是社会的、人文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魏长宝认为，医学科普要做出温度，就是要寻找科学、历史、文化的结合点，从而启发社会对科学精神、医学观念及其蕴含的人文价值的深入思考。

　　“这本书突出了现代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现代医学的时代是医学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产生迷思最多的时代。”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指出，该书渗透着三个叙事逻辑：医学存在系统谬误；这种谬误形成了循环加速机制，放大了迷思；医学需要回归原点。在他看来，作者极具勇气、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而反思也是现代医学的新常态。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柯杨认为，首先应当承认当代医学的重要特征是大数据、大健康、精准医疗，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为医学提供了循证证据。目前，筛查等具体手段的应用的确存在瓶颈，它们是否能让老百姓真正获益，仍然需要通过大数据的循证医学研究加以证明。

　　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北大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深刻体会到，病患越来越不愿意承认疾病，不承认能够带病生存，不承认不被治愈。“老百姓接受过度治疗的背后是对生的强烈欲望，不接受死亡，不接受治疗可能无效。”因此，他认为，要解决过度医疗的问题，根本上还要从改变生死观开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过度医疗虽然是热点话题，但是过度与适度的界限，就像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界限一样模糊，很难区分，而它们恰恰是医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医生与患者掌握的知识永远不对等，当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患者越来越多介入医学决策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越是难以厘清。

　　据了解，2018年11月，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韩启德院士为创系主任。北大科技医史系的成立集合了北京大学科学史、医学史等专业研究方向，顺应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潮流。韩启德院士一直专注于科学文化建设，而科学文化的基础之一是科学史，北京大学成立科技医史系的宗旨就是进一步推动北大的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同时成立的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是国内首个以科学文化研究为核心定位和首要发展目标的科研机构，旨在广泛联络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服务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一系一院”相辅相成，科技医史系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开设科学史类的通识课程，培养科技史博硕士研究生，开展科技史学术研究等基础性工作；科学文化研究院主要承担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政策咨询等工作。虽然“一系一院”成立不久，但包括“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科学文化系列论坛、北大理科史系列研究在内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现已有序开展。

　　韩启德认为，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还在于，启发中国医生同行的思考与讨论。他表示，合理使用医疗资源，把握医学技术发展方向，需要由医者、患者、公众、政府等各方面形成健康共同体，来协调各方诉求，把正确的健康卫生方针融入各项政策。而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需要有一个把握正确方向的、坚强的医务工作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要开放、深入地研究和讨论医学的本质、医疗的界限、医疗系统如何在推进全民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等重要议题。

　　“我的一个遗憾是，很少有中国医生深入思考上面这些重大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写出像《病患悖论》这样的好书。”为此，韩启德希望，医生、学术界、文化出版界、媒体界都应该为为医学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