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1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其中指出，中国强化生效裁判执行工作，保护执行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少地方也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的推广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截至2015年，中国共有308万名被执行人被纳入了失信名单，累计是拦截357.7万人次购买飞机票，59.88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失信黑名单”的威力有多大？“黑名单”建立起来，后面的路怎么走？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失信者生活处处受限

　　各地在法院裁判执行过程中实际遇到执行难问题之后，失信黑名单是如何在地方发挥作用的？

　　田某是一家担保机构的法人代表，2012年他因为民间借贷纠纷被法院判定赔偿当事人1870万元，但因为迟迟不肯履行判决，田某的信息被上传到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录，而他也因此成为了安徽合肥市首个因上“黑名单”而被限制出行的人员。提到当时的情况，田某记忆犹新：“刚开始我也没想那么多，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刚好春节的时候跟家人出去玩，没想到一家就我一个人买不了飞机票，我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第一时间联系到当事人跟他把前因后果以及当时的难处解释了下。”

　　不仅仅是限制出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魏竹梅介绍说，一旦上了信用惩戒“黑名单”，当事人将面临四道“紧箍咒”：禁止高消费行为，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以及动车、高铁一等座以上座位；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等；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担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等；失信被执行人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限制或禁止。而现在这个“黑名单”已被广泛运用到了合肥市的银行、国土、房产等领域，形成了多部门联合的惩戒体系。魏竹梅说：“黑名单制度一旦建立，被执行人无论是生活生产经营，方方面面都受限制，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他履行。”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航空业务部副总经理马铁勇告诉记者，从去年7月1日开始，所有的机票销售渠道都能自动识别失信人员的身份，禁止其购买机票，从源头堵住了失信人员潇洒乘飞机的可能：“我们的拦截是100%有效的，覆盖了全国20多家航空公司，和六千多家代理人。”

　　除了民航铁路等出行方式的限制，还有通过媒体、网络以及户外大屏幕等方式，对“老赖”给予公开曝光。

　　在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张洪胜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7年4月，赵某从淄博市淄川区农信社借款10万元，由于经营不善无力偿还，2009年，案件被交付到执行局执行，赵某迫于还款压力与妻子假离婚，并逃往云南躲债。2014年底，当地法院将赵某信息录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库，今年春节前，赵某准备返乡过节，购买车票、机票均不能通过，无奈之下，赵某只能坐长途汽车，颠簸了几十个小时返回山东：“失信名单制度建起来三年的时间，惩戒措施陆续往里加，下一步措施越来越多，失信的话可能寸步难行。”

　　将失信人员列入黑名单对部分失信人员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张法官也告诉记者，尤其在很多农村地区村民之间债务纠纷往往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效果欠佳：“各基层法院用的办法是到村子社区张贴失信情况。中国老百姓比较爱面子，粘贴之后对他也起一定作用。所以方式方法不一样，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措施。”

　　在多年经验摸索基础上，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定期多种方式像社会公布失信人员信息，通过媒体、网络、户外大屏幕等方式，对老赖给予曝光，此举收到了良好效果：“有的是在公共场所大屏幕滚动播出，现在播出基本上带着失信被执行人照片了，原来没有照片，从现在法律规定没有很明确可不可以公布照片，我们认为可以，有照片很直观，照片我们法院从公安机关从档案调取照片，形成失信信息。”

　　信用体系建设仍需完善

　　尽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在法院实际裁判执行过程当中，依然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了黑名单，但“老赖”逍遥依旧。有的继续开着豪车出行，还有的时常进出高档酒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处处长周洪溪承认，黑名单威力虽大，但是也有软肋：“我们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车辆还只能查封它的手续，不能实际控制车辆；第二，我们要求失信被执行人不能在星级宾馆住宿就餐，但是实际过程当中，酒店宾馆为了利益，配合上也是有一定的难处。”

　　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江苏省从2004年开始进行信用体系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宿迁市人大代表韩峰建议将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社会法人和自然人失信惩戒、失信行为界定及修复机制、信息安全公布等关键环节和领域纳入地方性法规，来促进市场经济有效运行。

　　担保公司、小贷公司打官司，人民法院依照生效裁判文书转入执行程序，这一套流程是省人大代表、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峰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但他发现，“执行难”成了随后的老大难问题。面对“赢了官司，输掉钱财”的尴尬，韩峰开始思考更多。

　　在两年的调研里，韩峰意识到，联合惩戒可以遏制失信行为，但是失信根本需要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来解决，这项工程任重而道远：“目前主管部门不一致、建设主体也不一致、建设的口径也不一致。”

　　各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标准不统一，信用体系法规建设制度不健全，信用产品应用市场不规范，韩峰认为，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内没有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调整社会信用活动中的利益关系，这亟待顶层设计：“我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省人大、呼吁在全国人大要建立顶层设计，要信用立法，没有法律做尚方宝剑，其他工作开展太难了。”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庭长白勇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发现，失信名单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系统里面设置单位，需要提供组织机构代码。像村委会这种村民自治的组织，没有机构代码，村委会作为被告的案件，上的时候就没法上。”

　　对于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副组长马长虹说，出现问题会及时向最高院反映，不断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系统。

　　探索奖惩结合之路

　　5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中央层面出台规范文件的同时，一些地方也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的推广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6月，南京易安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接到一笔业务，急需投入100万元资金。这对于一家只有20来人的自主创业微型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总经理杨正权胸有成竹，公司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不用担保或抵押，就可以申请银行贷款。

　　截至目前，像易安联公司一样凭信用等级申请到免担保、免抵押信用贷款的纳税人，在江苏省已有1.2万户，贷款额共计110亿元。守信者路路畅通，失信者则寸步难行。江苏省国税局稽查局局长沈金元介绍说，按照江苏省税收失信行为管理办法，纳税人出现严重失信行为时，将会在经营、投融资、进出口等方面受到限制或禁止，税务机关也会将其列入税务审计的重点对象：“既有效打击了各种严重的税收违法行为，又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

　　除了税银互动，江苏的信用征信还进入了政府采购、招投标及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江苏省信用办主任戴跃强表示，下一步，江苏的信用征信将从部门局部联动转向全社会联动：“任何一个申请的行政主体，只要去办理行政管理上的事项，就能随时弹出一个显示框，这个人的失信情况、守信情况怎么样。”

　　辽宁省沈阳市从2014年开始以“红黑榜”的方式通报诚信企业和失信企业（自然人）。今年6月份，沈阳市率先在电视媒体上开设“诚信红黑榜”专栏，将企业诚信情况大篇幅、高频次地“晾晒”在观众面前。

　　目前，沈阳已经建立健全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加大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理等“绿色通道”支持激励政策。作为连续两届上了红榜的沈阳紫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军表示，诚信这块金字招牌，给他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为我们得到这个诚信企业招牌以后，政府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解决了我们资金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