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的黄贝岭村南大门

　　央广网深圳1月5日消息（记者管昕）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13年开始，我们持续关注了深圳罗湖最大的城中村，黄贝岭里的异乡人，对城市社保的期待。今年，我们将视角转换到这里正在进行的城中村改造。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国各地城中村改造加速。不少都市村庄，经过“华丽转身”，由往日“脏乱差”变身今日“白富美”，成为当地繁华的商业区。黄贝岭也在因城中村改造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里是罗湖最大的城中村，原住民仅有1100多人，而外来人口高峰时高达7万多人，其中多为四川达州籍务工人员。根据未来规划，这里将是罗湖著名的商圈，座座城市综合体正拔地而起。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推进，不少外地人迫于房租压力，不得不搬离这里，另处栖身。作为外地人，他们怎么看这里的村庄改造？未来，他们能否融入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今天的《十年·这里》，我们走进黄贝岭村。

　　黄贝岭村村南头，几座高层建筑已近竣工。过不多久，这里就会成为高档时尚的城市综合体。外地人杨唐（化名），在这里打工生活了近20年。在他眼里，曾经的黄贝岭时有偷盗、抢劫、吸毒的事件发生，而现在，旧村改造的确让黄贝岭变得越来越高大上了。

黄贝岭的城市综合体已近竣工

　　环境好了，房租也一再攀升。旧村改造的几年间，来自房租的压力，是外地人感受最为强烈的。不少初来乍到的年轻打工者，觉得黄贝岭的房租越来越有些吃不消。一房一厅的租金要1500元，每年都还要涨价，杨唐（化名）说租房子“租不起”了。

　　而对于老租客也有类似的担忧。2015年，是陈雪梅来到黄贝岭的第15个年头，五年前的小单间月租150元，现在则需要1500元。迫于房租上涨的压力，她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离开这里。

　　15年前，陈雪梅（化名）和同乡从四川达州来到深圳打工，一直就没离开过黄贝岭。她的老公随她而来，靠着做装修的手艺，在这里打了十多年的零工。这里是他们在深圳打拼的依靠，也正是这里比较低的房租，让他们有足够的盈余，供养两个儿子长大。

　　陈雪梅（化名）在远东医院做护工，工资底薪只有2080元，即便一天都不休息，每月也只有3000元。她和丈夫蜗居在一处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一室一厅，虽说紧凑，但他们住着还算满足，只是房租占到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是回老家还是留下继续打拼？陈雪梅和丈夫老鲁有了争议。

　　陈雪梅工作的医院为她交社保，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为长远打算，陈雪梅想在深圳买房安家，告别年年租房的日子，但丈夫老鲁“不敢想”。

　　老鲁打零工，走街串户，但每月收入高些，有时运气好，月收入拿到七八千也是常有的事。在有着几万一平房价的深圳置业，老鲁却不敢多想： “叶落归根，肯定是要回家乡。作为打工的，无论如何是买不起房子的。现在就是300块一天（工资），几百万买栋房子也是天文数字。”

黄贝岭村尚未改造的“拉手楼”房租一涨再涨.

　　这样的纠结困扰着不少像陈雪梅这样的异乡人。买房、落户，对深圳这座包容较强的一线城市来说，只要肯打拼，是有一定途径实现的。但在陈雪梅看来，落户政策大多是留给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对他们这样的低等收入打工者，门槛太高，积分落户仍是天方夜谭。达州老乡邱兴堂说，城市发展的浪潮无法阻挡，必须要服从这个城市的发展规律，“它通过一个市场的形式，就把你赶到城市的外围了。”

　　租金的上涨困扰了大多数的租房客，并使得不少租客逐步搬离黄贝岭，从而平抑租金上涨的压力。中心区域的高租金倒逼租客向深圳的关外转移，而租房热点区域也呈现外扩趋势。

　　黄贝岭正在失去其城市廉租房的功能。不少外地人，难舍黄贝岭，又难觅第三故乡。邱兴堂说，老乡们希望切实感受到社会发展给自己带来的益处：“我们到深圳来了以后，基本上全部贡献给了这个城市，应该给我们一些回馈。”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一城市形象口号背后的含义，未来几年，能否让更多异乡人真切的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现实，是否会借助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大势，有更多的改变？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在杭州，也有为数不少的“新杭州人”正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新市民”们的融入，是否买了房就可以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从“过客”到“市民”，还要迈过多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