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14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报道，抑郁症对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的威胁日益加剧，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上升态势。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将高中及高等院校的抑郁症筛查评估列为抑郁症防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视作重点人群，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医疗卫生机构、体检中心、高等院校等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开展抑郁症筛查。并要求到2022年，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

　　精神卫生一线医务工作者：大规模筛查的难度可能来源于公众的疑虑

　　不少网友对《方案》的要求表示称赞，认为这是人性化的进步。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王振在接受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记者采访时表示，筛查工作首先在抑郁症的早期识别上有重要意义。大部分的抑郁症患者在达到诊断标准后并未及时寻求帮助，也未获得规范治疗，而预防性的工作则能在初期起到阻断性的作用。

　　王振说，我国的精神卫生服务在地域上是发展不均衡的。本次《方案》要求开展的抑郁症筛查工作，正是抑郁症筛查工作从个别发达区域到全国范围的一次推广，直接影响大众对抑郁症的知晓与理解程度。王振表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误解的消除、认知的改变，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会下降，对他们的支持与理解会促进就诊意愿的提升。

　　王振也坦言，筛查本身“在技术上难度不大，如果可以提供线上工具，将更简便易行”，但大规模的筛查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更大的困难可能来源于筛查对象，“与其说这是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个社会问题。”信息隐私的安全是公众主要疑虑之处，王振表示，确保信息安全是大规模筛查的必要的前提。其次，筛查就诊产生的费用可能为部分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和困难，成为妨碍就诊的因素之一。

　　抑郁症的防治需要全社会多机构的联合动员。王振介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基层的医疗机构、社区医疗中心开展了合作研究项目。对于老年群体而言，社区卫生人员提供的服务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快的帮助。

　　高校心理健康教师：高校抑郁症筛查尚有难度

　　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青少年人群是《方案》划定的重点人群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副教授宋振韶向记者介绍称，北师大每年都会对新生进行心理测查，了解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宋振韶同时也谈到，高校并非医疗机构，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高校并不具备诊断心理疾病的资质。

　　宋振韶认为，抑郁症筛查结果是否对学业情况构成负面影响，也是高校学生的主要顾虑之一，可能会导致在筛查过程中故意隐瞒等作假情形。目前《方案》尚未成为硬性规定，宋振韶建议精神卫生领域的相关人士应该多进行实地调研，尽可能多地考虑到一项措施可能引发的状况，作出周全的预案。

　　宋振韶说，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需要“双管齐下”，在加强治疗效果的同时，强化前置性措施的预防作用。具体而言，这牵涉到各种形式的预防宣传教育，塑造学生正确的心理健康意识与概念，而学界则需要对疾病上升趋势背后的社会原因做更深刻的研究。

　　心理学者：抑郁症在农村地区发病率高、防治困难

　　农村留守老人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渐渐落后于时代。儿孙进城务工后，农村老人缺少陪伴，因此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在农村地区的发病率不容小觑。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及其团队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调研，接近40%的农村老年人达到了抑郁症症状判定标准。

　　刘正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老年人群在信息化时代中居于弱势地位。囿于节奏的城市生活，进城务工的后辈们与农村老人的交流的频次与质量都在减少。除此之外，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也是心理疾病发展的一大因素。

　　刘正奎表示，《方案》所设想的全国大范围筛查，在农村地区将会面临诸多阻碍。首先，我国精神科医生仅有4万人左右，基层精神卫生领域缺乏大量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这限制了基层对抑郁症的防治能力。其次，量表等筛查工具依然处于传统的水平，挑战教育程度较低人士的认知能力，降低他们的填写意愿。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污名化问题、误诊问题等更是亟待解决。

　　面对抑郁症防治的现实压力，刘正奎强调了执行力的重要性，应培养、建设起一支专业的队伍。此外，针对筛查的工具而言，应将传统的量表进行优化，增加其灵敏程度。刘正奎也指出，这次从国家层面出发推动社会对抑郁症进行更深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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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王娴

　　编辑：曹博、王一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