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他们是医生。与病魔较量，同时间赛跑，他们也是战士。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近1300万白衣天使守护着这个发展中大国14亿人的健康，不断用专业、汗水甚至生命缔造着奇迹。中国之声从8月19日起推出特别策划《中国医生》，向“最美医生”致敬，19日推出《徐建国：中国的“病毒猎手”》。
徐建国，68岁，医学微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新发、突发、重大、不明原因性传染病疫情的病原学研究，主持完成多起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传染病疫情病原学调查，发现和命名了五十余种新细菌和一些新病毒，其科研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的科技水平。
徐建国院士接受总台央广记者采访
央广网北京8月19日消息（记者冯烁）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徐建国和他的团队就像一支特种部队，专攻传染病疫情的“元凶”。他们凭蛛丝马迹找到病原体，然后告诉大家如何消灭“敌人”。徐建国说：“24小时待命，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一群人的战斗。传染病来了，首先要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引起的，这是你的职责。然后要告诉（老百姓）它的风险在哪？怎么能控制？政府应该做点什么、老百姓应该做点什么？”
基因组序列是发现病原体的金钥匙，只有掌握了病原体的基因组序列，才能明确元凶是谁。面对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位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40余年的老将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卫健委“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率领团队，打破常规，初步判断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为疫情控制赢得时间。徐建国表示：“我只要拿到（病毒的基因）序列就跑不了，因为病原体确定方案自然就出来了，因为它都是一个家族型的，它在遗传上靠谁近，新冠病毒靠近MERS、SARS，因为它们都是冠状病毒。”
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最令徐建国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与猪链球菌搏斗的那一场。徐建国回忆：“（患者）从发烧到死亡的时间平均下来最短是9小时，它产生细胞因子风暴导致休克，这在国外没见过。”
没有相关先例，让徐建国和他的团队倍感棘手。要想追根溯源，第一步就是要取样进行实验室培养，为了得到样本，他专门派了4个研究人员前去采样，其中一位就蹲守在医院。
记者：猪链球菌从咱们开始采样，一直到发现给出解决方案大概用了多久？
徐建国：标本拿来后，出报告用三天。
三天听上去似乎并不长，但对于徐建国而言，这三天分秒必争，因为临床标本里的细菌至少经过三代分离培养，才可纯化并繁殖到足够多的细菌细胞进行实验。实验室二十余人，三天连轴转。徐建国依靠他的团队，终于发现了“狡猾”的猪链球菌。徐建国说：“所以这三天很不容易，其实我是在细菌生长得最快的时间里拿到标本，16小时长一代，这三代就基本上三天都过去了。”
每天国家疾控中心的实验室里都进行着各种病毒、细菌的培养、提取、研究。如果说普通老百姓是凭借太阳东升西落来安排作息的话，疾控人的作息则是要围绕着病毒和细菌的生长周期来安排。实验室是徐建国，也是所有疾控人的第二个家。徐建国说：“你得根据细菌的生长特点来安排你的时间，因为微生物需要培养，病毒也培养，我们做细菌研究也得培养，培养需要16小时或者18小时。”
一次又一次挑灯夜战，徐建国说，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掉链子”，但对于家庭，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个缺位的丈夫和父亲。这么多年过去，徐建国的爱人和儿子早已习惯他错过家中一切重要时刻的现实。68岁，本该是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但他每年的航班记录却还保持在100多次。
徐建国：我爱人基本上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起来，一直到现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都在实验室，每礼拜回一次家。
记者：您（那一次）一周回一趟家持续多长时间？
徐建国：4个多月。
一年又一年，当年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微生物学专业的翩翩少年，以显微镜为武器一次又一次为全国人民筑起无形的安全堡垒，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浴火重生。
徐建国说，经历了SARS、H7N9等传染疾病，中国传染病防治体系在病原学研究和疫苗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72小时内筛查三百种病原技术体系。徐建国说：“我们的科技重大专项就是三天要完成300种检测，150种病毒、150种细菌，这是我们的要求。从2003年以后，所有新发传染病进入中国的都搞定了，基本上都是不超过三天都搞定了。”
有人说，我们对于医务工作人员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是因为他们万能，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就像我们无法预知疾病何时到来或以何种方式到来，但正是有着徐建国和他的同事们的坚守和付出，足以让我们感到安心。徐建国说：“在这个领域里面，靠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只能靠群体，靠一个优秀科学家的群体，你才能把事情搞明白。我们说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没有一个人的知识是完整的（完全了解所有传染病），但你靠这个群体，有可能把所有事情都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