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54年后的这一天，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早上9时22分发射，下午6时48分，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核心舱，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朝发夕至”的旅行。仰望星空，神舟起航，北斗环绕，嫦娥奔月……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背后都是航天人自立自强，攻坚克难的坚定付出。

为我国发展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的“两弹一星”。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岁月里，科学家们从零开始，艰难突破，创造了科学的奇迹。1999年，电影《横空出世》上映，首次将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曲折过程呈现在大众面前。

“两弹一星”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我国的科技发展打下牢固根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两弹一星”事业的背后，有多少科学家的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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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横空出世》脱胎于获得1998年第二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的作品《马兰草》。在导演陈国星的记忆里，这是一部让创作团队全情投入的电影。

陈国星说，《马兰草》展现的是核试验基地军人的奉献精神，剧组经过修改加工，将其拓展成了全景式表达50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投身祖国，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研制原子弹的故事。

电影《横空出世》海报

从零开始，艰难突破，创造科学奇迹

从乌鲁木齐出发，在茫茫戈壁上跋涉数小时，就到了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马兰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祥地。上世纪90年代，陈国星去过不止一次马兰基地，甚至去了当年原子弹试验的爆心。

陈国星说：“罗布泊是个海洋，我特别奇怪，我能在地上捡到海洋深处的那种贝壳、海马、螺蛳。我还问陪我去的司令员，我说现在还有没有核污染？他说一点都没有了。40多年的大风沙，那里的扩散条件非常好，他说，你可以放心地触摸这儿的东西。”

电影中的冯石将军在做动员

我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始于1956年。1959年，中国决心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并将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年月“596”作为代号。

实际上，中国原子弹计划起步的艰难，远非一部电影所能诠释。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经验，这些探索者的手里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主要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块黑板，一把计算尺，一颗火热的心。

九次计算，我们没错！

在剧组寻找有关原子弹研制史料的过程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旧册子，里面记载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时经历九次计算的细节。导演陈国星将这段故事呈现在了影片里。

陈国星说：“曾经在一个发旧的册子里，我的一个导演系的同学帮我发现了一个用算盘（的细节）。1959年以后，苏联陆续撤走了在中国的专家，很多数据算了一半，还有一些东西就带走了。咱们这边的科学家就把这些数据重新再归拢起来，再进行核算的时候，据小册子讲是用了算盘，那么一行字，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

电影里，有关“九次计算”的情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当年刚刚大学毕业，参与了九次计算。他回忆：八个小时摇计算器，八个小时画图，后来发现有一个物理量差了一倍。

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时任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的周光召用物理学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怀疑：苏联专家的数据不可能。

胡思得说：“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想否定苏联原子弹专家给的数据，谈何容易。周光召这么一分析，所有听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些大学生，都觉得这个道理太充足了，无可怀疑！所以大家一下子结束了这九次计算。这个‘拦路虎’拔掉以后，大增了中国人自己搞原子弹的信心。”

1964年10月16日15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

中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主任龚薛补充了这样一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当时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应该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家工厂，还有科研机构以及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拧成了一股绳，一起进行科技攻关。

“家人终于揭开谜底”

也就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欢呼声中，许鹿希终于知道了丈夫邓稼先多年来的“秘密”。在许鹿希的侄子许进眼里，姑父邓稼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沉默寡言。

邓稼先与家人的合影

许进说：“他跟我姑姑组成家庭以后，每个周末，他们都去爬山游泳，去公园散步，回到家里，他总是让我的表哥表姐叫他‘好爸爸、特别好爸爸’。但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布置任务的时候，领导就说这个工作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团队中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一个34岁的博士、副研究员，干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的压力非常大。平时，他很少在家里，他在外地工作，到北京是出差。他以前在我心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姑父，了解他的事迹以后，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于敏：最难的时期不是研制氢弹，而是80年代初

两年零八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实测当量330万吨，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核物理学家于敏被称为“氢弹之父”，儿子于辛说，父亲从来不认可这样的称谓。

于辛说：“他强调的是搞这种大型工程，搞核武器，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也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他更强调的是‘两弹一星’是个事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才能让这个事业走得更远。”

在于辛的记忆里，父亲极少谈起他的工作，只有于敏晚年时，他和儿子一起生活后，才会偶尔提及。在于敏的眼里，工作中最难的阶段不是研制氢弹的时期，而是上世纪80年代初。

于辛说：“核武器的龙头是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是九院，九院的龙头九所，那时候叫‘理论部’。因为只有理论出来以后，才能去看工艺工程怎么做，用什么材料，怎么配比，所以理论是最核心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人离开了九所，钱三强也多次邀请我父亲回科学院工作，我爸爸也非常想走，因为他从来就喜欢基础研究，他特别想再继续搞他的基础研究，但这个时候走了，我们的核武器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他后来选择了留下，留下以后，很多担子就到了他的肩上。我们在爬坡阶段，要理论的东西，要带年轻人。第一代核武器有了，但是后续的怎么办？”

邓稼先和于敏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直到生命的终点，他还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核武器研制水平，尽早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要落下。

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工作中的于敏

于辛：“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实际上，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小时候，他只觉得父亲是干保密工作的。

于辛说：“他只要在家，经常有人来跟他探讨工作。只要是工作的事，我跟我姐姐、妈妈就都躲开。一开始我是喜欢出去玩的，后来也不太想出去，但是没办法。我大学二年级左右，有一次，许多叔叔从我们家出来，其中有一位叔叔说你爸很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我（觉得）他是一个类似学术带头人的角色。真正知道（父亲）具体干什么的，是1999年。”

于辛先是学了纺织，后来转入计算机领域。他至今记得，父亲会把家里的小桌子让给他和姐姐写作业，自己找个角落工作。

于辛说：“我父亲很少教我什么东西，他晚年也跟我说很可惜，当时因为工作任务重，没有教我跟我姐姐。我记得有几件他教我的事情。比如画电路图，当时我不会画，父亲看完以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给我讲了一遍，教了几个窍门，一下就学会了。这个事为什么记得清，因为从不会（画）到一下子全都不会画错，在全班领先，很不容易。”

直到现在，只要去颐和园，于辛都会在长廊里多待一会儿，看看壁画。因为这是小时候，父亲给他上历史课的地方。长廊里壁画上的历史故事，父亲会带着他从早上讲到中午。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于辛记到今天。于敏的国学基础非常深厚，于辛说：“小时候给我讲了一些故事，全是历史故事。他退休以后，有中华诗词大赛，我们有时候坐在一起看，他几乎都答得出来。他非常喜欢古典人物，喜欢岳飞、林则徐、于谦、管仲……我父亲始终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这是他对‘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解释。”

于辛反复强调，“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要求我们要爱祖国，不要靠家庭，要自己去努力；要干事情，要有钻劲；要持之以恒，要融会贯通。”

“两弹一星”事业，热爱祖国是根本

2019年1月16日，于敏与世长辞。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队列中，特别设置了“致敬”方阵。于辛作为家属代表登上1号礼宾车。他认为，这是对老一辈科学家，对他们从事的“两弹一星”事业的肯定和认可。

于敏教孙子背的第一首诗词是《满江红》，那时，他的孙子3岁左右。于辛说：“‘两弹一星’是一个群体，是他们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的浓缩。‘两弹一星’，热爱祖国是根本，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监制丨高岩

编审丨郭静 刘黎黎

采访丨吴菁 朱敏

制作丨周天纵

新媒体丨娜孜叶

顾问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徐鹏堂

影片来源丨1905电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