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4月1日，全国已有京津沪和重庆、陕西、山东等7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调整到1820元，为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地区。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民生政策。对没有竞争和谈判能力的劳动者而言，这是收入制度的政策性托底，本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可是，这次7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遭到部分网民的拍砖。有的人称这是“纸上标准”，是画饼充饥，有名无实；有人担心此举推高劳动力市场价格，进而加大企业的负担；有人担心企业趁机提价，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民生政策为何会遭到拍砖呢？网民并非否认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善意，而是担心监管不给力，标准不能落实。当下，社会收入差距大，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一者，社会规则不公平，这是潜在的且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政府部门恰恰忽视了。如银行贷款成本高、收费多，导致银行连年成最赚钱的企业之一，与企业不赚钱或者赚钱少形成了巨大反差；二者，垄断不破除，垄断企业靠政策支持和市场垄断，成了最赚钱的企业，与民企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照；三者，财政收入连年“多收三五斗”，与企业税负重、企业不景气、民众口袋鼓不起来形成尴尬比照。

　　在此背景下，企业没有能力为员工涨工资，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落实，正成为一个尴尬的现实。有的企业硬顶，有的企业软扛，有的在不堪重负下倒闭破产。员工宁愿失业，还是宁愿少拿些工资呢？答案不言而喻。员工与企业抱团求生存，政府部门又能如何？

　　政府部门对待民众的权利而言，第一要诀是“不举报不处理”，第二要诀是“看菜下饭”，被投诉的对象没有人撑腰，就依法处理，否则，找一大堆理由推卸责任，推诿、搪塞、踢皮球等衙门作风就滋生和流行起来，企业也就顺水推舟，将最低工资标准视若无物。

　　某种意义上，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政策，政府要替企业减负。首当其冲是减税。当下企业税负重，政府不为企业减轻税负，饱受舆论诟病。有经济学家曾公开炮轰中国企业税负高达42%。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落地，实现由“国富”向“民富”的转变，也将是纸上谈兵。企业小锅里没有足够的米饭，怎么盛给员工？又如何进一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