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在各地的回回人，因信仰伊斯兰教关系，他们往往自成村落，聚居于礼拜寺附近，形成大量的回回村、回回营、回回屯。在城市中，则逐步出现回回人居住的街区。从而使人口分布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各地回回人正是依靠着这样的格局维持着彼此间的联系。他们实际上仍然有“共同地域”。有些人否认回回人拥有“共同地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回回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又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随着岁月的推移，往来更加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不断得到加强，并逐步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所谓“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回回“行责居送，千里不持粮”的说法，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回回人对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兴趣，与此也有一定联系。

　　回回人初到中国，他们大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名字大都仍由带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如马哈木·牙老瓦赤、扎马刺丁、赛典赤赡思丁、马合木、阿里、伊思马因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由于居住分散，大多数人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久而久之，其后裔便逐渐学会汉语，并“舍弓马而诵诗书”，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提倡讲求儒家经典，尊崇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喜爱汉族的诗、词、赋、曲。例如著名学者赡思，自幼“从儒先生问学”，“日记古经传至千言”。及至20岁时，又就学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门下，后竟成为一位“博极群籍”的儒家硕学。又如萨都刺、薛超吾（马九皋）、伯笃鲁丁、丁野夫、丁鹤年等人，不仅精通汉族语言，且皆以诗名世。买闾和哲马鲁丁，还以力资兼善学，分别成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哈刺鲁人伯颜，亦以精通儒家经典而成为当时名士。由于汉文化的熏陶，有的还改用汉姓名，按汉族习惯为自己取“字”；有的在使用原来名字的同时，又取一个汉姓。如哈只哈心子凯霖，改汉姓“荀”，取字“和叔”；薛超吾，改汉姓“马”，取字“昂夫”、号九皋；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萨都刺，字“天赐”；买闾，字“兼善”；赡思，字“得之”；哲马鲁丁，字“师鲁”；别里沙，字“彦诚”。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在他们看来，“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衣被乎书诗，服行乎礼义，而氏名犹从乎旧”，实于理不合，应随时变通自己的习俗，才能更好地与广大汉族人民相处。诚如一位仕元官员凯霖所说，“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而从焉”。正说明了回回人在与广大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已在逐步中国化。王礼《麟原集》也说：“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乎？”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因蒙古统治阶级过去曾歧视压迫汉族人民，欲反其道而行，下令“禁胡服、胡语、胡姓名”。还规定不许自相嫁娶。诏令颁行后，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更易姓氏”的风潮，持续二年，许多蒙古、色目仕人都纷纷要求更改姓名。后明太祖发觉这样做对监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行动不利，又下令禁“更易姓氏”，并表示，“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但更易姓氏之风非但不能遏止，反而有所扩大和发展。朱元璋宣布“禁胡服、胡语、胡姓名”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由于在客观上与广大回回人对汉文化的追求相一致，因而后虽一再下令禁“更易姓氏”，却出现有禁而不能止的怪现象。正由于这样，尔后汉语也逐渐变成回回民族的共同语言。明末王岱舆等以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教理，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广大回回群众使用汉语文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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