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阅读那些在艺术上略显粗糙的文本，会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本身。而此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传播渠道上，又收获了与现代文学30年相异的成果，也体验着社会剧变带来的新的困惑。

　　【寻根探索】

　　文学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生活的突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等作品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分担了对时代命运进行思考和构想的重任。

　　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大量西方艺术思潮的引入，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等文学潮流此起彼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在一系列的文本实验中，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在哪里，作家应该如何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卸去附加在文学身上的社会教化功能，“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阿城的《棋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在这些读者熟悉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对世俗生活的呈现，或者是对个体经验的描述，中国文学背负多年的重担减轻甚至消失了，文学在“重新发现人的价值”这一命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各个侧面表现了社会变革下人们精神和生活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文学回到自身的一个过程”，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说，“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宽广，作家对时代风貌、人们的情感、心灵的解放等更加关注。”

　　【大众写作】

　　文学“去精英化”伴随喧嚣

　　当我们翻开新时期文学年表，会发现改革开放后的数年间，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作品发表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红高粱》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这些期刊上得以发表并引起社会关注。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的，仍然是少数精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说。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出版机制的建立，大量文学作品得以出版，更多文学爱好者有了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近几年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两个重要市场，一是以‘80后’作家为代表的畅销书市场，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作家拥有的较稳定的小众畅销书市场，这些多是纯文学作品，是30年来文学创作最深刻的变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进入新世纪，随着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写作成为大众化活动。“大量‘网络写手’往往比职业作家更活跃”，陶东风说，“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精英群体。文学和作家都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头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责任回归】

　　时代再次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

　　“每当展开被读者的眼泪沾湿的信纸，听到清脆的沙沙声，总会被其中传递出的热情深深打动。”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创作，冯骥才的讲述不无动情。然而，随着当下文化消费的多样化，文学已经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万众瞩目，文学作品也少有那般动人心魄的力量。

　　“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陶东风说。

　　“当下的文学创作令人担忧，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有商业炒作的成分，真正关注时代命运并且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寥若晨星。”冯骥才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如今人们的价值观、生活和思想状态在急剧变化，作家不易抓到生活的本质提炼出有时代气息的人物；另一方面，传播速度的加快，使人们对文学是否仍具有持久的力量产生了质疑，而一些文学作品也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快餐文化的一部分，往往热衷于制造概念，精神和艺术在概念的泡沫中逐渐消弭。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学面临的是社会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的二元选择，那么今天，市场的加入无疑使文学的处境更加复杂，文学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多种力量的角逐。在30年的发展后，文学正面临着一个戏剧性的轮回——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探索，在喧嚣浮躁的大众写作之后，当文学体验着“不可承受之轻”时，人们又开始重新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和艺术坚守。

　　“文学和文学人是否有必要热情地关注当下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社会变革，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那一点点作用？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否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人的事业，而与时代和人民无关？”著名作家陆天明的话，说出了许多文学工作者心中的困惑和对文学归宿的焦虑。

　　责任与艺术、沉钝与跳脱、启蒙与自觉，文学如何在未来找寻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平衡点？这，不仅是文学工作者，也是整个社会需要潜心思悟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