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记号

    2007年7月底，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几番查证，记号的留存者终于浮出水面，正是在协议上签名的上海脐带血库的一位技术主管。

    2004年至2006年间，他曾在这家脐带血库工作两年，2006年5月，被辞退。

    此前他拒绝任何采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却陷于因为签名而难辞其咎的担忧之中。

    依其自述，血库的工作时光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他说，博士出身的他虽身为技术主管，实际上并无权干涉太多检测事务，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一叠储存协议上签字。

    最初，协议书还夹着原始化验单，他尚可在审阅检测结论后才签名，等到后来，送来的就是简单的协议书，什么原始检测单据也没了，有时就是一纸空白的协议书，只需其签字即可。

    这位主管觉得不对，曾试图追问，但答复是“老板让你签，你就签吧”。

    出于谨慎，他在但凡自己没对照过原始单据就签名的协议书上，刻意留下了记号，随手而就，有时横线，有时画圈，“也算是为自己留存一条后路”。

    现在看来，这些被其加注记号的协议书，均是初检不合格而又复检入库的样本。

    上海脐带血库早期的检测均是委托上海六院进行，正是这位主管去联系的，他说，他知道六院检测曾出现不少阳性，一直以为会被废弃，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些不合格的血样均入了库。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脐带血库工作人员提醒记者，事隔数月甚至一年的复检，检测样本从何而来？据其所知，上海脐带血库在脐带血正式入液氮罐保存前，会在另一冰箱留存两份各2毫升的样本，原本是为了配型时做细胞活力检测所用，问题在于，2毫升不符合做细菌检测的数量要求，依此复检而来的结论如何科学？

    而倘若脐带血库动用液氮罐中的保存样本，则必须升温解冻来截取，如此，则整个样本就遭到破坏，失去保存的价值了。

    这显然是一个追究真相的致命所在，但遗憾的是，上海脐带血库也好，事后介入调查的上海的卫生行政部门也好，均未给出针对性的回应。

血库说法

    2006年10月31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披露上海脐带血库涉嫌污染一事。

    半个月后，陆怡收到了上海脐带血库诉其名誉侵害的诉状，此前，她曾将自己的遭遇公布于网络论坛，血库认为其蓄意破坏血库的名誉。

    上海市卫生局亦紧急介入调查，2007年5月，上海卫生行政部门有了调查结论，称联合调查组采取双盲法监督检查，表明上海脐带血库从采集到检测、运输、制备、运输、保存等环节是受控的。惟一认定的疏漏是，该库在个别初检阳性、复检阴性的脐带血标本检验过程中，违法出具检验报告的规定程序，也就是妈妈们质疑的检测结果未出，而合格结论已下的瑕疵。并称已作行政处罚。

    面对汹涌而起的社会质疑，继“二次排查标准说”之后，脐带血库又提出了“有菌脐带血也可移植”的观点。

    在妈妈们提供的一次交涉的现场录音显示，血库负责人章毅称，“现在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就是在临床用的时候，细菌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处理的，而且放在零下200度当中，细菌绝大部分是死掉的，也有一部分菌种不会生长。”

    本报记者就上述技术问题咨询了多位国内脐带血移植权威，为了力求专家们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观点，记者刻意淡化了上海脐带血库的事件背景，纯以技术问题咨询。但答案依然与上海脐带血库的说法相左。

    唐佩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脐带血权威，明确否定了脐带血细菌检测所谓二次排查标准，他说，只要一次阳性结果，就应该废弃，做再多的检测，呈现再多阴性结果，都无法推翻已有的阳性结论。

    这一观点，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同样秉持，即便他认同自体库的标准略低于公共库，但一旦检测呈阳性就该废弃，也被其视为原则问题。

    而至于所谓的“有菌脐带血也可以移植”的观点，则被一些专家视为不讲常识。“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不单脐带血，其他血液制品也如此。”唐佩弦说。

    而至于脐带血库强调的“国内有大量文献证明”，包括中山大学附属二院黄绍良教授在内的移植专家均明确表示，不仅国内没听说过，国际上也没听说过。黄曾主导完成了中国乃至国际多起同胞或非亲属的脐带血移植手术，是公认的业内权威。

    他们均表示，作为移植医生，他们禁止类似含菌血液用于临床。而“一旦将有菌血液用于移植，因为受体的免疫系统脆弱，后果将可能是严重的感染，甚至导致死亡”，广州妇婴医院血液科主任孙新说。

    上海脐带血库亦因为坚持上述的自体库入库标准，在移植界已经波及到其公共库的脐带血信誉，一位不愿具名的移植学权威说，一些临床移植医生包括他自己不放心用上海脐带血库的脐带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