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这个词已经沉寂好几年了。最近，农业部一份检查通报，让这个词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农业部对部分地区的检查结论是: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农民负担有“隐性”反弹的态势。比如有的地方将过去向农民的乱收费乱摊派的款项，转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级组织；还有的地方发展村级公益事业超过农民承受能力，举债搞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时，违背农民意愿抵扣费用；更有的地方巧立名目、变换方式向农民乱收费。那么，农民负担为何会“隐性”反弹？又该如何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中国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魏永刚认为：不要让隐性的体制机制作用，抵消了国家支农惠农强农的政策红利。

    央广网北京9月23日消息（评论员魏永刚）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细读这份情况通报，我们感到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值得注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隐性”，一个是“转嫁”。

    农业部检查发现，农民隐性负担有反弹趋势。造成这些隐性负担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一些增加农民负担的体制机制性因素没有去除。这些因素总在某些时候发挥作用，变相增加农民负担。这提示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要更加注意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建设，充分考虑农民和农村的承受力，不要让隐性的体制机制作用，抵消了国家支农惠农强农的政策红利。

    农业部的检查中还看到，农民负担现在有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级组织转嫁的倾向。这样的情况尽管还不多，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最近这些年才逐步形成的，它们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力量。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更需要基层政府扶持，需要更好的成长环境。我们应该从推进农村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条件，而不能把它们当做“唐僧肉“，看到它们有些起色就想着去”拔毛“。把负担转嫁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上，就等于拖了他们前进的步伐。它们走得慢了，必然会拖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重视农民的隐性负担，重视农民负担向新型经营主体的转嫁，我们呼吁地方政府和涉农部门多关注这两个新动向，继续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