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解构的状态，不管是儒家文化还是其它流派的传统文化，都在社会生活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绕过。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必须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根本的归宿。而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个人主义至上、拜金主义、社会道德危机等等，又让我们感叹，曾经有过的传统美德都去哪儿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将处于迅速重构阶段。重构的过程难免引起价值观的改变，道德理念的解构，新的文化体系的重建。这其中，有传统道德的丧失，有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么，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帮助中国人构建更加和谐的现代社会？

    作为“乡村儒学”发起人之一的赵法生，致力于在农村推广儒家文化。他认为，儒家文化的根本在乡村。那么，跟大家分享一篇《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希望借此引起大家对于乡村文化的关注。

                                                            ——专访乡村儒学发起人赵法生

     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

    儒学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问：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农村是一个什么现状？

    赵法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摆脱了饥饿，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水平差距等。

    我们所调查的乡村已经没有了高中，初中也在减少，这大大提高了就学成本，并迫使那些不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民也拼命向城里转移。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是未经民主科学决策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乡的失衡。

    大量村民抛弃乡土涌入城市，其中有不少人并没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这又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留守世界。另外，乡村社会风气下滑，刑事案件发生率上升，环境污染有后来居上超过城市的趋势。

    总起来说，目前乡村面临价值真空、治理紊乱和生态危机三方面问题。这三方面关系到人与心灵、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举措，就有可能演化为一场乡村治理的全面社会危机。

    问：目前，农民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赵法生：那些皈依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村民已经没有了困惑，他们一心信靠耶稣，向往天国，对于现实也不抱希望。那些还没有皈依宗教的村民最感叹世风日下，比如认钱不认人，不孝敬老人问题等。

    问：在农村，是否有儒学与基督教争听众的局面？

    赵法生：孔子故里的家庭基督教会发展很快。不远处有一座能容纳三五百人的基督教堂，略远处还有一座，能够容纳2000人。

    目前的农村还谈不上儒家与基督教争夺信徒的问题。基督教是严格的制度化宗教，从信仰到传教都有一整套建制化体系，还有圣徒意识和传教热情。而儒家传统的传播体系已经被破坏，比如过去的宗祠、家庙等，在北方尤其如此。

    儒家现在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些生活习俗，自身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问：孝悌、友爱这些道理，农民本来是不懂的吗？还是只是道德水准在滑坡？

     赵法生：孝悌、友爱等人生道理，许多农民至今还知道。但传统的乡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有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这一系统是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础，可是今天，这一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一些遗存的道德思想碎片也就无济于事了。

    乡村儒学，目标就是要在国学教育中断一百年后的今天，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为乡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伦道德基础。

    问：乡土社会重建的关键是什么？

    赵法生：目前，乡村精神文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现代化的乡村组织体系尚未实现。道德困境与治理困境俱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对于乡土文明的意义。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乡土文明重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文化重建，一个是向法治文明转型，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单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

    问：从农村入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恰当路径？

    赵法生：梁漱溟80年前指出，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失调，所以他意图通过文化重建来振兴乡村。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老子曰“归根复命”，儒学这棵历史巨树的复活也应该从其根部的复活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