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校园欺凌事件，成因复杂。归结起来，在于孩子的行为在自我选择和外界约束方面出现了空白地带。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折射出来的则是校园规则和秩序的失范。

　　近日，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一家长爆料其四年级的儿子被同学扔“厕所垃圾筐”在头上，尿和擦过屎的纸撒一身，孩子因此患中度焦虑、重度抑郁。家长还称，老师定性此事为“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对方家长觉得就是小孩儿淘气。事情孰是孰非尚难定论，但是此事一出，立马引发了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强力关注。

　　校园欺凌并不是新近才有，只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一些中小学校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率越来越高，暴力程度也越来越高。据教育部统计，今年5—8月，仅各地上报的校园欺凌事件就有68起。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师资力量的薄弱更加无法顾及孩子的人际关系问题，学生之间打架或者被欺负更是常有的事；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既缺乏管束也无处寻求庇护，又很容易演变成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反复伤害的局面，因此厌学、退学的也不在少数。

　　校园欺凌事件，成因复杂。归结起来，在于孩子的行为在自我选择和外界约束方面出现了空白地带。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折射出来的则是校园规则和秩序的失范。

　　规则和秩序是一个社会顺着文明方向不断前行的保障。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受其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秩序和规则的重建。学校也是社会，同样受此制约。加之学校里大多属于未成年人，如若错误的观念一再强化、不断传导，最后就极有可能如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蝇王》里所写的那样：在没有了约束的荒岛上，领导者的权威不是由海螺的呼唤，而是来自武力的征服。

　　合理约束人的行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规则和秩序，途径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中法律的惩戒是约束行为坚守底线最严厉的一条准绳；社会稳步形成的自然法则在日常生活中显示着潜移默化的力量；对于学生来讲，学校的教育同样会从“心灵”层面担负起规范、约束行为和认知的强大作用。

　　事实上，面对校园欺凌，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解决方案：日本亦曾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区。影响日本反校园欺凌机制建立的转折点，是发生在2011年的大津市中学生自杀事件。当时一名初二男生长期受到三名同年级男同学的武力和语言暴力，最后不堪折磨自杀身亡。在强大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日本国会在2013年通过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开始了日本整顿校园欺凌现象的体系化；在美国加州有一项被称之为“酷刑折磨”的刑法与之对应，对酷刑的惩罚是判处终身监禁，对那些手段残忍的行为，是以严惩为原则的。

　　强化法律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惩戒，最基础的一步在于准确界定行为的性质。如果校园欺凌从性质界定到如何处理一直都在法律、校纪，或者下不为例、写个检查了事之间躲闪游移，对于欺凌者显然无法构成有效震慑。如果校园欺凌事件大部分情况下只被单纯地当成打架斗殴或者恶作剧来处理，如此成为常态，就会形成另一套主导校园生活的规则，最终重塑每个学生的行为和认知，并形成一种多方受害的局面。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同样是社会共振的结果。总体上来看，当前阶段整个社会对于学校生活的关注依然存在偏颇。一方面人们沉迷于《致青春》这样美好的校园回忆之中；另一方面大部分家长又无时无刻不在为校园欺凌担忧和焦虑。只是在没有发生恶性事件的时候大都采取鸵鸟战略，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去揭开这个校园里的阴暗面，而是坐等其膨胀发酵。

　　再次，校园欺凌事件频发还与当下教育本身的困境有关。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学校教育大都以追求成绩为目标，这几乎贯穿了小学到大学的每一个阶段。这种重“知识”轻“育人”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校对学生人文情怀、对生命敬畏认知的培养退居次要位置，健康而有活力的校园文化缺失成为必然。一旦出现校园欺凌，学校又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等利害考虑，通常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有意无意又成了施害者的一道“保护墙”，助长了这种行为的发生。

　　应该明确的是，校园欺凌不是学校关起门来可以自己处理的事情，而是严肃的社会公共事件，更是法治社会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需要对其频发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事件的发生。这也是重建校园文明规则和秩序的必要。

　　首先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校园欺凌的行为边界，将校方和有关单位的救护责任法律化。要建立明确、有效的问责体系，防范因约束无力导致暴力频繁再现；其次需要社会共同关注，形成强大的“反校园欺凌”氛围，从社会认知上影响孩子的行为；再次，学校要加强法治和德育教育，可以考虑将此配置于学校评估考核体系中，从而激励学校主动作为。

　　在校园欺凌案件的应对上，还应建立起由学校主导，家庭和社会充分参与的有效信息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包括对欺凌程度及时进行分级评估、详细的预警通报规定，以及具体的处理流程等等。

　　“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为每一个孩子营造一个没有恐惧的校园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