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马玉

　　前不久，山西一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碰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尴尬事：企业面临资金周转问题，向当地的国有商业银行寻求贷款时被拒之门外，可就在几个月前，这家银行的授信人员主动上门要求为企业做贷款业务。

　　资产规模超过5亿元，种植基地达到5万亩，10万吨的生产线持续保持一天10万元的销售额。企业的骄人成绩迎来了银行主动授信的橄榄枝，而当时的企业资金链充足并不愿意背负债务。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大和产能扩容，资金回笼缓慢，企业陷入了短暂的资金周转难题。而此时的银行选择了回避。

　　这家企业的贷款遭遇道出了当前农业企业在融资方面的被动地位。社会呼吁资本、技术、人才向农村农业发力，农业企业挑起了农民希望的大梁，但针对这些企业的配套服务却没有同时跟进。

　　农企贷款面临多重困难

　　不久前，这家农业企业成功收购了九牛寨乳业的部分股权，之后三年里所做的就是定期足额偿还后者在银行的欠款。

　　“这样的行为只是赢得了银行的信誉考核，却没能为企业换来足够的资金量。”这家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加上固定资产和土地经营权做抵押，多次的协商后只能贷到800万元，并不能弥补2000万元的缺口。

　　商榷未果后，企业转向了另一家金融机构。对方答应这个额度的贷款，但必须“先还后贷”。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抽取一部分救命资金给银行。这一银行铁律下，本就缺钱的企业并没有能力拿出资金做贷款抵押。

　　不仅如此，“金融机构在流动资金贷款上的短期制设定，也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即便贷下款也不得不拆借还银行。”企业负责人说。

　　面对银行的条框限制，企业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了民间融资。晋北的一家农业企业曾为了倒贷，使用2100万元资金两天被索要利息30万元。

　　小量资金可行，庞大的资金缺口意味着一天几万元的高昂利息。听闻这一消息，这家企业只能回过头求助银行。

　　用固定资产抵押，银行还需要担保公司，找到担保公司，又要求风险再担保。一来二去，担保公司多了几家，中间费用多了几层。

　　“土地确权后，可以拿土地经营权作融资抵押，可在银行看来，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本质是用土地未来预期收益置换当下的生产资本。如何对预期收益和经营权定价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太谷农村信用社信贷科长闫彦琴说。

　　多重经营风险使农企难获银行青睐

　　一个月前，山西这家农业企业在山西省农业厅的牵线下，将产品成功出口到加拿大。出口对于农业企业不是新鲜事，可对于山西这家企业来说意义不同，找寻新市场的背后是企业产能过剩的驱动。

　　“产业链的拉长、产能的扩容，出现了产品的市场过剩，加上农业的自然生产周期长，导致了资金的回笼慢。”说起资金链，企业负责人分析说。

　　这样的情形在山西一些生猪、肉鸡屠宰、杂粮加工等农产品加工行业已经存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晋北的一个县域羊产业实现了全覆盖，羊肉产品精细到羊的每一个部位，从养殖到加工的羊企业和合作社数量庞大。一个乡镇更是全乡倾力发展蔬菜，晋北最大的蔬菜交易批发市场也在此乡镇落地。

　　“规模上去后，面对资金的短板，他们的招数是互相拆借、个人融资。这样造成了民间的高利贷。而企业的这种行为无疑又增加了银行授信的风险。”闫彦琴说。

　　当前，国家层面提出了去产能，习惯于投资驱动的农业企业在碰壁之后也应该思考供应结构的改变，重心从产业转向市场需求的产品。

　　在这场贷款的博弈中，银行也有自身的因素要考虑，要在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去授信。

　　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企业经营风险，尤其是产能扩大后销售的问题。规避这些风险成为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的钥匙。

　　企业与银行的双向思变

　　“怎么样获得贷款”成为农业企业发展路上的一道坎儿。而金融机构如何让贷款有的放矢也是自身的课题。在两者中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农业企业面对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同时，不能一味原地不动，也要考虑把产业过渡到产品、生产转向创新。”山西农业厅农产品加工局工作人员说。

　　减少信贷不等于不信贷，企业发展的窘境也在倒逼金融机构在市场变化中创新金融产品。

　　山西省担保协会会长张转芳说，农业企业和银行是市场的两个主体，银行调结构转方式是新形势下的要求，不仅要创新还贷方式，还要创造不同的流动资金贷款金融产品。比如长期型底垫流动资金，如3个月、9个月、15个月的灵活性贷款与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匹配。

　　银行业内人士分析，企业从银行拿贷款进行再生产这种信贷驱动投资是传统模式，是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间接融资方式，这是高杠杆、高负债的一种表现，不足以应对当前“去杠杆化”下的市场经济。对于企业，低成本的钱最方便的渠道是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了保值增值和创新创业的有力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