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农业部召开发布会，权威回应转基因领域几大焦点问题。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对转基因工作要求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即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推广上要慎重，做到确保安全；管理上要严格，坚持依法监管。

　　当然，有些“非左即右”的中国网友最喜欢抬杠，不管啥话题都能吵得天翻地覆。如果牵扯到涉及农产品安全的转基因，更会引来“人神共愤”的激烈情绪。“转基因”是个在全球承受无尽争议的词汇，而争议的关键在于人类是否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可以代替上帝改造自然。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并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进化论衍生来的分子生物学。该技术可以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由于成本低、产量高，转基因农业技术推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推广，以大豆为例，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为95%，阿根廷、巴西几乎全部种植转基因大豆。所以，在全球大豆贸易中，主要是转基因大豆。

　　科学家们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世界农业的一次巨大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农业发展有三次重大革命。第一次是以化肥、农药、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第二次是转基因农业，因基因优化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了长足进步；第三次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处方农业”，据说“处方农业”彻底引进科技化的生产方式，这种模式只需要工人而不再需要农民。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虽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但欧美国家实行的是吵归吵、做归做的策略。争论只限于学术和纸面上，科研和推广的脚步其实一点也不慢。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消费者会购买不同的农产品。如以保守著称的欧盟，转基因的研究和生产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在欧洲种植和上市；2012年，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5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日本连续多年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

2015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连续两年，黑龙江绥化地区都出现了个别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的情况”，引起舆论热议。黑龙江省农委表示，经过全面排查，未发现该省农民偷种转基因大豆。

　　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我国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大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国去年进口了8100多万吨大豆，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大豆。这种局面加剧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差，让我国政府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承受巨大压力。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转基因的21字表述：“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对中国转基因农作物三个主要现状的直接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占领转基因技术的制高点”。

　　德高望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对转基因技术表达了审慎而有区别的认同：在两种主要的水稻转基因技术中，他支持抗除草剂转基因技术，而对抗虫害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袁隆平的表态使得围绕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争论发生了微妙的转向。

目前，我国批准投入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两种，一是转基因抗虫棉花，二是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

　　一项世界范围内的农业新技术为何引发最高领导的直接关注？这还得从转基因早期的研究和引进说起。

　　在转基因的研究、生产上，我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当年，科学家和农业部门认为这是农业科技发展的自然阶段，无需讨论，故没有把科普和宣传当回事。以致于争论四起时，管理部门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们觉得1+1=2，科学早已论证清楚了，这还需要和普通消费者讨论吗？殊不知，你知不等于我知，对未知领域的恐惧极易引发人们对新技术的质疑和恐慌。这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加之各种势力推波助澜，转基因想不成为重大社会话题都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出于性价比的考虑，食用油企业开始进口转基因大豆。由于原料价格低、出油率高，大豆油快速占领市场，中国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当时，一般公众对于转基因还不甚了解，企业对此也无太多概念，所以食用油的说明上也未标注原料构成为“转基因大豆”。时隔若干年后，当转基因的争论引爆，一些人对转基因的“愤青”情绪油然而生。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在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中，生物技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增加产量、改善质量、减少投入、提高效益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对于转基因这样的新技术，普通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消费最早、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安全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世界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所有权威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欧日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各国的科学家学会组织等，都对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没有争议。“转基因”之所以在国内引发如此大的争论，也有科学家觉得或许是当年名字没翻译好，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如今，争论的转折点已经出现。国家层面力挺转基因，“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的下一步将是“商业应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要求农业部尽快出台细则，明确转基因作物品种审定、安全许可和经营许可的审批细则。

4月13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要推进新型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重大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保持抗虫水稻、抗旱小麦等粮食作物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力度。

　　今年，围绕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舆论场上，崔永元大战农业部的戏剧化情节还在延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崔永元战胜科学家，是科学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也许双方争论的问题压根就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因为易受人身攻击，一些科学家已不愿公开发表个人看法，力挺在国外早已普及的技术。

　　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野生大豆的品种最多也最好。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由于技术和推广跟不上，我们从最大的生产国变成了最大的进口国。这还只是一个大豆，若再不思进取，天天只会打口水仗，下一个沦陷的就不仅仅是大豆了。

　　想想看这两年的玉米，大量国产玉米积压在仓库里，东北的仓库满了，调华北的仓库；整个北方的仓库满了，调南方的仓库。事实上，不是我们的玉米多了，而是进口和走私的玉米实在太多、太便宜了。

　　一个小小的玉米，连累小麦、水稻等主粮和一些杂粮作物也不得安宁。因为赔钱，不少土地流转大户开始退租或者撂荒。想必这也是有些“反转”舆论制造方最想看到的结局。

　　作者：傅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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