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成都，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水旱从人，灌溉自如，沃野千里，物阜天丰。

　　蜀地兴农，自古以来皆如是。

　　优越的自然，智慧的人民，孕育了璀璨的农耕文明。“水馨播天府，稻浪舞平原”，“衣食富庶，不知饥馑”，这是古人对成都如诗的写照。

　　如今，成都人扛着改革试验区的大旗，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超前探索、积极创造、不断引领，一项又一项的创新，一个又一个的试验，正在刷新农村改革进程。从超千万份各类产权证书到数百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土地流转经营模式的完善到农业共营制的创新，从美丽新村、产村融合到新型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到2015年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先后在成都召开等，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成都现代农业模式的魅力，感受到了成都人在改革试验中倾注的心血，他们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面旗帜高扬在这片改革的高地上。成都仅仅以户籍人口人均半亩的耕地，连续多年实现“米袋子”和“菜篮子”基本自给平衡。2015年，成都农业增加值达387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690元。

　　新年伊始，成都大地温暖如春、生机盎然，记者踏上这片农业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走进郊区农村，探访成都农业农村焕然一新的秘密，感受其与生俱来、融于血脉的创新精神和气韵。

　　自身条件的成熟，决定了改革的落子

　　——农村改革试验既是一项创新行动，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改革的担当精神和智慧破解系列难题。成都勇挑改革的重任，立足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基本市情，重点突破、配套推进，走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为什么是成都领跑农村改革？到成都四处走走看看，你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实际上，在城乡统筹和农村改革试验的道路上，成都一直走在前头，是排头兵，也是探路者。

　　早在2007年6月，国家就批准设立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率先承担起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的试验任务，逐渐走出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这其中蕴含了农业农村改革很多内容。

　　2014年12月，国家批复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成都当仁不让再次成为试验区，承担了11项改革试验任务，主要着力于农村土地制度、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乡村治理等问题的改革探索。

　　选择成都作为试验重点，正是结合相应领域的实际需求和目标定位，综合考虑成都自身情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基础条件的成熟性、经验的可推广和复制性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于成都而言，作为试验区这是机遇也是责任。有了政策授权，成都具备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可以甩开膀子放开腿，突破限制，超前探索，推进改革；然而，任务目标的设定，也使得成都重担在肩，需要认真践行试点探路的使命，为全国积累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因此，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下的都市现代农业模式，把其作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试验成功定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对城市基础实力、发展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都完全具备这种发力的条件和水平。作为四川省省会，成都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是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基础雄厚，带动能力强，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成都下辖10区4市5县，面积达1.21万平方公里，虽然60%是丘陵和山地。然而，记者在成都采访时发现，发达的高速公路网早已使成都全域成为了“一小时经济圈”，农业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深度协调互动。

　　就像硬币的两面，成都在都市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具有普遍性的难题。

　　在城市的长期影响和带动下，成都农业具备了典型都市型农业特征，是“米袋子”和“菜篮子”的综合体，要承担起保证城市供应、实现农民增收、为大都市提供生态环境等多重责任。然而，一方面，成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将底线不断抬高，如何以有限的耕地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这是成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城市对资源和人才的集聚效应，又使得大量成都郊区和农村的农民跨出“农门”，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愈加严重，“谁来种地、怎样种地”也是摆在成都农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成都发展现代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千年天府的历史传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指出，“要认真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村，培养现代农民，更好地推动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升级。”

　　成都市从实际和问题出发，周密设计和谋划改革试验方案，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措施，与实际有着紧密的契合性，都与问题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从而保证了试验的有效性。

　　形势越是严峻，条件越是苛刻，通过试验探索得出来的道路也越是扎实有效，积累起来的经验也越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成都先行先试的创新实践即是如此。

　　正如成都市市长唐良智所说，“农业农村发展是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统筹城乡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金字招牌，盘活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种资源，推动要素流动和金融下乡，努力形成更多新的可以在全国推广的经验。”

　　从产权和质量入手，夯实改革“地”基

　　——“地为农之本”，耕地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农业农村改革上层建筑的成效。成都市的改革探索，就是从土地产权和高标准农田入手，夯实了土地的基础，垒起转型的楼台

　　成都平原又称“川西坝子”。“坝子”是当地人对山麓、河谷、盆地中局部平原的称呼，这道出了成都地貌的特征。“成都市的土地主要由平原和部分低山丘陵组成，其中平原、丘陵、山区比例分别为40%、28%、32%。

　　多种复杂地形交错并存，再加上历史因素，导致耕地布局散乱、碎片化严重、质量等级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同时，人均耕地少，田块过小过多，使得农地经营规模小、要素投入效率低。”成都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谢瑞武向记者介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一要靠农田改善，二要靠制度设计，三要靠模式创新。”

　　早在2008年，成都就率先开始了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产权改革牵扯主体广、利益影响深、制约因素多，在很多地方是“老大难”的问题。成都给自己定下了“确实权，颁铁证”的规矩，几年下来，不仅全面完成“六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林权、集体资产股权）确权的“规定动作”，又增加了土地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登记颁证的“新四权”，做到了“应确尽确、程序规范、群众满意”。截至2015年，成都累计颁发各类产权证超过1000万本，颁证率达98%。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有“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之称。村主任余跃告诉记者，产权的明晰促进了资源流动，激发了土地要素的活力，给农民带来了收入增加的实惠。“红本本，绿本本，确权变成了金票子”，当地农民的口碑肯定了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实践。

　　2009-2016年连续8个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成都贯彻落实中央部署，针对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建设投入标准偏低、“重建设、轻管护”现象普遍等主要问题，制定了《成都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年）》，要在10年期间，建成258.2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其中，“10+7+3”是成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内容，即建设10个10万亩以上规模的粮经产业综合示范基地、7个2万亩以上规模的现代农业精品园区、3条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

　　在前往崇州10万亩粮经综合示范基地的路上，记者看到，道路两旁耕地田形方正、集中连片，节水灌溉设施一应俱全，机耕道、田间道等平整完备。

　　“成都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力度大，亩均投入4000多块钱，远高于国家标准。相应的建设标准也更高，比如国家规划中要求‘四网’配套，实际操作中我们建了‘七网’。”谢瑞武说。这么多钱从哪儿来？谢瑞武告诉记者，成都市使用了“多元投入”的办法。“政府资金还是主导，但我们打破行业和部门界限，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使各方面的资金形成合力。此外，我们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调动农民和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筹资投劳。这些钱合在一起使用，不仅效率高，而且能办大事。”据介绍，“十二五”期间，成都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投入了近30亿元，“十三五”期间还要加大力度，再投入50亿-60亿元。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成都市召开了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就2016年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充分动员，作出了全面部署。

　　然而，大规模集中连片的农田会给人们带来一个疑问，那就是是否会进一步加剧“重建轻管”的现象？对此，成都市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田间工程设施存在产权不清晰、建后管护责任和措施不到位、管护资金不落实等问题。”据介绍，成都从2014年开始，试点财政投资形成资产移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合作社按入社社员人头、面积、自筹资金比例等进行量化。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明确了产权，解决了农田设施设备管护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提供了思路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