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侯宝林这个穷人家的苦孩子，从11岁开始学戏，仅用两年时间，就从启蒙做到了应功唱戏，并且能够胜任戏曲中的绝大多数行当和角色。可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如此，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学会演奏，掌握了各种乐器的打击技法，而且运用灵活，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了。在这里，我们还要说的是，这个时期的侯宝林是在吃不饱饭，常常挨打,每天还要买菜、生火、洗衣等充当杂役苦工的情况下，边劳作，边学艺的。这就更让那些见多识广的内行人感到无比赞叹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幼年时期的侯宝林，在艺术上吃了多么大的苦，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我想，除了天赋之外，令我们感到惊愕和赞叹的，应该是他的勤奋、刻苦，还有他的天分和聪慧。幼年时期的侯宝林一直是以到处搭班唱戏谋生的，但是，最终他却成为了一代相声艺术大师，那么他是如何学说相声的呢？
        
                                我第一次说相声
                                    侯宝林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鼓楼市场那儿学会了相声。这是我以后转变成为相声演员的基础。鼓楼市场就是现在钟楼前面、鼓楼后面这一块地方，原来用铁蒺藜围着，它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有卖破烂的、算卦的和卖扒糕、炸丸子、豆汁、馅饼、烧饼、锅饼等的小摊儿，还有小酒摊儿。有三个茶馆：路北的是鲁记茶馆，路东的是石记茶馆，路西那家茶馆我忘了它的名字了。西门外边有个落子馆。鼓楼市场别看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进南门有两份儿说书的，东边这个说书的说《七国》；还有个说书的说什么书记不清了，只记得说书人的外号叫“冯小辫儿”。说书满赚钱，比我们唱戏的强多了。再进去一些，东边有块场子，那是说相声的，有时摆在西边大槐树底下。我们这场子没有固定的地方，有时也在那儿唱戏。还有个唱喝喝腔的大棚，那也是很穷的戏棚，没有什么大戏，有几件行头，随便乱穿着。喝喝腔据说是沧州一带农村的剧种，我到沧州时有人向我提起过。现在这剧种已经消失了。再往北走，还有两块地，常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是“全家福”，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老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闺女，大家一块儿唱，唱的大概是花鼓之类，人家就管他们叫“全家福”。还有一摊是父子俩带一个徒弟，唱莲花落。这家姓崇，老头的名字不知道，儿子叫崇佩林，他们时常唱些太平歌词。太平歌词这名词有个来历。据说北京当初有个出名的艺人，外号“抓髻赵”，他到宫里给慈禧太后唱了莲花落，慈禧没听过这东西，听完了就问这叫什么名字？“抓髻赵”说叫莲花落。莲花落本来是有地位的人不大接触的东西，属于跑江湖、要饭行乞的玩艺儿，慈禧嫌这名字不好听，就说改叫太平歌词吧！因此这名字是“御赐”的。后来一传两传就传错了，把唱太平歌词时打的小竹板错叫做“玉子”（是“御赐”的转音）了。太平歌词用的小竹板跟二人转用的小竹板本出于一个传统。二人转叫小竹板为“四块瓦”，演出时演员一手拿一件两块瓦样的板，来回翻打，叫“四块瓦”，这是劳动人民起的名字。莲花落自从被慈禧“御赐”名字以后，起初竹板也叫“御赐”，后来叫别了，就叫成“玉子”了。实际上不是竹板叫做“御赐”，而是太平歌词这名儿是“御赐”的。后来北京很多唱莲花落的班子就把莲花落改叫太平歌词。
   我除了唱戏之外，有时到鼓楼市场的各场子里转转。这么多场子中待我最好的是崇家，我常到那儿坐一会儿。老听太平歌词，我就想学，后来真学了几段。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就在崇佩林家的场子。我和另一人合唱《韩信算卦》，应该是韩信做错了五件事，要减寿，这个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我唱了四件事就结束了。第一次唱就唱错了词儿，想给人帮忙，帮了个倒忙。这一场演出没法向人家要钱了，唱错了词儿怎么好向人家要钱哪？只好算了。这是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我第一次说相声也在鼓楼后边。我爱听相声。鼓楼那儿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有些老艺人在那说相声，像常宝臣先生、聂文治先生。常宝臣先生带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王世臣那时还刚刚学徒。这些人在那儿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像张兆新、张书元，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他们说相声，我老听，也就想说。
   有一次开场，我看见场子里就一人在那儿，我说：“我给你帮忙吧！”　　
   他说：“好吧！来吧！”　　
   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得少。第一，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　　
   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在鼓楼市场那儿。

                              侯宝林在天津曾经受威胁
                                      侯珍
　　1944年3月，京津两地搞第二次交流广播。第一次相声界交流，是由高德明、小蘑菇出台，在新正举行。第二次交流原定于3月20日举行，出台者原定北京为张寿臣，天津为戴少甫，因少甫病故，天津乃改为侯宝林，已于30日举行。关于这次“京津交流”，父亲自述“并不成功”。其原因是使用电话连线，对方的声音很小，根本听不清楚。
　　到了1946年，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大小商人都看到了商机，一时间，商业电台四处林立。有人曾这样形容上海的电台，说它们“如过江之鲫，似雨后春笋。”父亲对这一时期为电台做广告感到尤为无奈，尽管如此，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
　　在1947年夏秋季节，父亲曾短期返津。七八月份父亲除了在大观园、群英两家园子演出外，最多的时候，同一天要为5家电台播音。
　　有一份表格是我根据1947年《民国日报》上刊登的电台广播预告制作的，可使大家对先父这一时期表演的内容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当然，也印证了一些学者认为“侯宝林是当时电台最走红的演员”的结论。而我，却对父亲一天里在两家园子和5家电台同时出演表示极大的困惑，尽管那时父亲还很年轻，只有30岁，但一天7场演出绝非常人的体力可以支撑的。直到我看到《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才弄清事实的真相。文章的标题是《某家电台放出空气要对侯宝林不利！》，内容说：“侯宝林此次来津，原本除大观园、群英两家园子外只想上天津和中行两家电台。但其余各家均欲其播音，竟有某家放出空气，如侯宝林不继续在该台播音，将对其不利！”原来，父亲一天演出7场并非自愿，而是受人胁迫。文章还说：“观此，吃开口饭的艺人真不容易，艺事不好，无人问津；艺事好的红艺人则你抢我夺，应付为难，得罪了哪一方面就许给一个样儿看看。故红角之麻烦，较黑角之无人问津尤为难受。”此后，父亲很少再去天津演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尽管他对天津这块土地充满了爱，对培养他走上成功之路的天津观众和同行充满了感激之情。
　　1954年年底，侯宝林到西南地区慰问修建川藏公路的解放军后归来，他应邀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直到去世。可能父亲以前没有料到过，他与电台的合作，竟然成为他一生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