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报简介
    对于《中国广播报》,朋友们并不陌生。它是1955年中央台创办的一张老报纸,也是中国广播界唯一的一张中央级报纸。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会的决定,《中国广播报》在2003年1月8日更名为《中国广播影视报》,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现在,根据总局决定,这张报纸又重新恢复原有名称《中国广播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拟于2007年1月正式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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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    02月17日 15:20

                           判决不公无异于助纣为虐
                                诸雄潮

  姚明状告“姚明一代”生产厂家——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权一案一审已宣判,法院判云鹤公司侵犯姚明姓名权,赔偿人民币30万元。这个数字对一个侵权多年获利多多的企业来说,是足以在背地窃笑的。所以姚之队负责人陆浩认为:“对恶意、重复、规模化侵权行为,应加重惩罚力度。”“只罚30万元,(侵权的)成本太低了。”侵权成本太低,不等于是在鼓励人们犯罪吗?
  此事激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河南有一个天价过路费案。河南农民时建锋因为骗免了高达368万元的高速公路通行费,被判了无期徒刑。判决结果一出来,引来质疑声一片:两辆车、4个检查站、100多公里来回开,8个月时间,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怎会高达368万元?莫非这条路是喝人血的吸血鬼?即便368万元成立,就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被被判无期徒刑了吗?
  去年,鄂尔多斯市又被媒体曝出了一宗“天价羊毛衫案”。湖南农民李清因卖了几个月的“鄂尔多斯”、“恒源祥”等商标的假冒羊毛衫,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
  我很惊异我们的法庭对差不多类型的案件,判罚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
  按理来说,不至于如此。我们承认共和国有相当长的时间处在法律不健全的阶段。1949年以后,我们很长时间只有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一些在文革中遭了大罪的人想以一种极端的方法来伸冤,力主判这四人死刑并执行。陈云同志坚决不同意:“那怕只有我一人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法律是有尺度的,任何以法律的名义做出违背历史进步的判决,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时时成为历史车轮的绊脚石。如果当时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判决,我们还将停留在巴黎公社时代,也远不如我们在1949年对待战争罪犯站的那么有高度。所以,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体系。在这之后,此项工作进行得十分迅速,但我们的执行人员的道德水准、专业水准和执法水准还远远没有跟上。30年过去了,还处在指鹿为马的水位上,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的是残破的拖拉机,而司机拿的是临时驾照。
  这样的判决,让公民对法庭失去信任。如果我们以一种无法的态度对付有法的社会,社会不会进步。
  《光明日报》曾有一文《惩罚微笑》,说的是内地有位颇有名气的企业家到香港办事,他住的地方离停车场要经过一段“S”形草地。一天,因出门晚了,他便走直线从草地越栏杆上车。一位年轻的香港警察发现后,很有礼貌地给他撕了张处罚280元港币的罚单。他只好向警察“认错、赔不是、作解释”,并且保证“下不为例”。之后,便收起罚单开车走了。谁知,一周后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早已把此事置于脑后并认为问题当时已经解决的他,感到莫名其妙。询问律师方知,“按香港法律,一个星期不到指定地点交罚款,法院传你;再不理睬,就要拘捕你。”听此,他像在内地一样,遂请求律师帮忙“疏通”一下。可律师告诉他:“我不会去疏通,最好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认错受罚。”他没辙,开庭那天面带微笑老实认错。岂料,一看罚单却多了一倍,他感到不解。法官解释说:“违反了法规,自己也承认,可见法官就笑,这本身就是藐视法庭,所以加重处罚。”听后,他备受震动。?
  我看到这篇文章,也备受震动。我备受震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内地不仅有违规的事情,更有咆哮公堂的情况,但多数没有得到判罚。不惩罚、不拘捕,就会鼓励这些人继续违规,继续咆哮公堂,而使法律尊严尽失。二是存在着另一种可怕的情况,就是本文所说的那些所谓懂法的法律执行者们以法律的名义率意而为。因是草民,便施于重法;因是企业,便予以轻判;或因是达官显赫,则完全颠倒黑白。内蒙古判李清因2000万元的判决若执行,我们的法律将不为人所信任。武汉判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30万元的判决若执行,也将鼓励人们去恶意侵权。我以为,法庭这样的判决更多的是在藐视公民,藐视这个国家公民的尊严,同时也是把法律的尊严扔在了地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错误的判决是有罪的,至少它藐视了守法的公民。法律的精髓在于公正,法律人的尊严在于独立,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严。法律人如果不具备严格遵守法律这一现代文明人的最基本的素质,会使法律慢慢衰变成摧毁这个国家的工具。执法不公,错误判决,无异于助纣为虐。
  
                         都是“临时工”惹的祸
                                静雯
  2012年1月9日晚11时许,“床前明月光,我是郭德纲”身边的人又打人了。10日上午郭德纲出来澄清,解释说:“打人的并不是德云社上台说相声的弟子,而是负责搬运行李和道具的临时工。目前打人者已经被开除。”
  又是“临时工”惹的祸。看来这个“临时工”已经成了一个高危的行业,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临时工”的名字和身影出现。
  不信你看,2009年4月,包头开警车撞人逃逸的司机是“临时工”;2009年,网传武汉“硚口城管打死大学生”的打人者是“临时工”;2010年,郑州强拆残疾人李付俊的铁皮房,并把人扔到距执法地点约30公里远的樱桃沟附近的是当地淮河路办事处的4个“临时工”;2010年11月,掌掴76岁菜农的郑州城管是“临时工”; 2011年8月下旬,发生在云南民族大学“卡诱”女生陪酒的当事男子是后勤“临时工”。就连2011年7月曝光的“中华脊梁奖”这样的盛典评选文件居然也会是“一个临时工仿造的”,这个临时工好有能耐,竟然梦想着造一纸文件挺起“中华脊梁”,佩服。
  还有,2011年9月的江西省修水县,一居民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发生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谩骂,将材料砸向这位居民。“女民警发飙打人”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修水县公安局的解释就是“服务态度欠佳的户政员蒋某为聘用人员,非在编警察。”这个“聘用人员”和“非在编”,说白了就是“临时工”;2011年11月中旬,福建南平警车伸出脚擦鞋的驾乘人员是“临时工”。最为可笑的是,2011年8月放言“收费1万不是大事”的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居然也是个“临时工”?这个“临时工”好生厉害,竟然能做到如此高的位置,对他的态度已经由佩服转为了“崇拜”。
  看罢这些事情,许多人都会觉得特别无奈。因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临时工”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就已经不复存在。本是一种过时的身份和称呼,但现在却被极个别缺责少德的单位或个人重新从故纸堆里强行挖出来做他们的“垫背”,毫不客气地演绎成“替罪羊”的代名词。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临时工”出现。谁家要担责,谁家就肯定有“临时工”被追责或开除。这已经成了这些单位自保的规律,“临时工”不仅成了一些工作出错部门的遮羞布,更成了他们推卸责任、不作为的挡箭牌,成了“我撤退你掩护”的最好屏障。
  是不是临时工,当事人心里最清楚。说穿了,不过是想找一个顶雷的、替罪的,好推卸自己的责任,保住自己的岗位。可是就像诸葛亮的空城计只能唱一次一样,这个借口也不能总用。不然,第一次公众相信了,第二次也相信了,第三次你还喊“狼来了”,你觉得公众会相信吗?
  最关键的问题是,用“临时工”当托辞真的就这么好使吗?你说是“临时工”干的,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你就可以免责了吗?因为许多责任,真的远不是开除几个“临时工”那么简单。即使一时侥幸推掉了责任,但是你推得掉良心的愧疚和公众的谴责吗?因此,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其实就像“驼鸟藏头”,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懦弱行为。不如闻过则改,更能得到理解和宽容。
  所以说,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一旦出了错,该担的责任还是勇敢地担起来。就像音乐人高晓松,虽然成为“醉驾入刑第一名人”,但因为他真诚的一句“对不起!永不酒驾!”的保证,还是得到了公众的宽容。
  建议那些出了事儿就拿“临时工”当借口的单位领导,还是先不要逃避责任,从自身找原因、从加强管理入手。不然,如果再出事儿,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被开除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