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里有一段忘年恋。“世俗很难接受的恋情实际上涉及个人自由的问题。”贾樟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资料图/图)

　　写到当下，2014年，我其实挺不愉快的。——贾樟柯

　　贾樟柯在汾阳旁边的孝义找了一条老街。街上的鼓楼是明代建筑，跟汾阳的那座很像，只是汾阳鼓楼所在的那条街已经拓宽，不合拍戏需要，而这里还是老样子。但是街上的门脸还是更新换代了，贾樟柯让置景的师傅挨家改成十几年前模样。

　　《山河故人》的故事从1999年讲起，听上去并不遥远，但做起来，发现变迁远比想象中巨大。赵涛站在城楼上俯视那条老街，街上穿梭的人流不能实拍，全是群众演员。“猛一看，老家的人穿的衣服跟那时候差不多。但仔细一看，穿帮的太多了，特别是那种卡通图案、LOGO。”

　　画面里有女孩的头发挑染了黄色紫色，贾樟柯吃不准那时候有没有，让执行导演去查。一个好办法是到网上找所有1999年的毕业照，看那些年轻人穿什么，头发什么样。原来已经有了。

　　“山西汾阳之于贾樟柯，如同奥克斯福之于福克纳、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疼痛着，温存着，走到世界尽头，也要反复回望。”2015年10月25日，《山河故人》上映在即，电影局长张宏森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段。

　　县城的美感，人情世故的美感

　　南方周末：为什么是1999年做开端?

　　贾樟柯：1990年代末，开始有很多新的生活方式。我是1998年还是1999年开始有电脑，2000年左右开始用电子邮箱，也是那时开始有手机。那时山西修高速公路，过去从北京到太原要14个小时火车，高速公路5个半小时。再加上有了手机，过去情感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没有了——距离感，无法见面、无法联络带来的那种牵挂没有了。现在视频聊天更实时了。

　　写到当下，2014年，我其实挺不愉快的——好多朋友移民了，山西的朋友。以前我不会有波澜，我父亲的同事同学的儿子，大学毕业出国了，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在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我觉得都挺自然。但是2014年，比我年龄大一点的，生活非常在轨道上，也没有什么孩子在外面，举家都走了。这对我震动非常大。

　　南方周末：少年与中年女人的恋情，在西方艺术电影里不少见，但中国观众，你不担心他们难以接受?

　　贾樟柯：世俗很难接受的恋情实际上涉及个人自由的问题，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自由。比如说拼命挣钱，获得旅行或者移民的自由。移民到了一个好像很自由的地方，真的就能获得自由吗?个人的经验、履历、家庭造就的自我约束，往往还存在。信息碎片化的环境里，信息更多，会不会反让人越来越自我封闭、自我约束?

　　这个孩子想回去看看妈妈。他有个问题：怎么介绍这个比他妈妈年纪还大的人?情感的困境里，年龄是更加无法逾越的一种，因为你不可以改。

　　南方周末：你现在还会时常回县城里去吗?

　　贾樟柯：2010年后我调整了我的生活，我给自己安排电影之外的生活。回家，跟发小、朋友开始频繁地聚会。我很享受按山西的风俗生活，同学父亲过寿，会去给他祝寿喝酒。包括留一些时间给家里人，跑步、运动、写东西。

　　南方周末：电影里几个人物的县城生活，感觉是你在设想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命运。

　　贾樟柯：完全是我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只是一念之差做了别的工作，离开故乡。县城生活的美感一直是我特别怀念的，那种美感来自充沛的时间，一个早上是很长的，一个下午也是很长的。还有沉醉在人情世故里面的美感。

　　“不是不谈， 是不铺开谈”

　　南方周末：现在能不能确定下一部电影就是《在清朝》了?

　　贾樟柯：能确定。很早开始筹备，开始美术设计。阅读占了我很大时间。读汾阳县志、地方志，也包括正史的读物。我也在收集照片，照片收集得越多，对晚清的想象颠覆越大。第一个颠覆是辫子，拿到一批照片，当时的人，一个辫子基本上几撮毛。我们疯狂地搜集。从基本的考证，逐渐过渡到了美学上的一种想象，有好多照片特别美。它扩展了我们对那个时代时间感、空间感的理解，美术稿一直在更新，对风景、人物、造型的理解也在更新。

　　南方周末：故事发生还是在汾阳?

　　贾樟柯：就是汾阳，核心事件是废科举。我们家乡周边的真实事件，废科举后举子闹事，因为没法生活。当时演讲里有句话：我等舌耕之人，无以为命。很多举子，即使考不上公务员还可以当老师。废了之后老师也当不了了。那些人六七岁开始入馆读书，读到一半这个体系关门了，就跟我小时候过节去打豆腐一模一样，拿了副食票，副食店旁边排长队，排到我了说没了。哭着就回去了。

　　南方周末：《在清朝》是商业片，技术和方法上，跟你之前拍的电影会有什么不同?

　　贾樟柯：叙事的方法会改变。拍非类型片的时候我非常反对叙事效率，我觉得电影最美的部分不是叙事效率，是叙事间杂着大量诗意同时无效的时间。古人听风看雨都没有效率，但很有诗意，《红楼梦》写一桌子饭能写好几页，但是一种美感。我电影里面有很多闲笔，有人把它当作一种符号或者隐喻，其实不是。就是我曾经捕捉或者幻想过的美的瞬间。

　　比如《山河故人》里面赵涛站在楼上看那条街道，我写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她看到了什么，是抽象的几个字“人流如织”吗?我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看到一个少年，扛一个关公刀在闹市上走。我当时看到很心酸。我猜想他可能是学武术的，可能是戏班子的。我写着写着就看到这个。这其实对我来说不构成符号。但电影里我需要这种“透气点”。

　　到了类型片创作，悬疑片里会有很多闲笔，因为悬疑包含了氛围，氛围本身不一定是推进叙事的。但是武侠片，叙事的跟踪性很重要。我会研究已有的类型，要遵循什么，在已有的类型元素里能发展什么，比如在空间感和时间感上一定会有我的东西在里面。

　　我的童年可能跟清朝的时间感是一样的。清朝的人骑驴骑马，我童年的人骑自行车，没人有摩托车，没人有汽车，路也不好。县城，周末下午三四点刮西北风，我奶妈就担心，她女儿在林场插队。没电话，一直心吊着，天快黑了，姐姐回来了，那种高兴。

　　南方周末：在《任逍遥》里，你用一部电影的长度，讲两个少年怎样走到抢银行这一步;而《天注定》一下子放进四起社会治安事件，没有了过程的铺陈，为什么?

　　贾樟柯：《天注定》那些暴力背后具体的深层的原因，我不是不谈，是不铺开谈。比如王宝强的故事，我也交代了他的贫穷，一盒烟兄弟三个都要分。比如赵涛的部分，有婚外情的勾结关系，但我没有兴趣展开描述，大家都很懂的。

    （文/李宏宇） （编校/高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