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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访中联部原部长朱良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纵横。

在红色记忆的采访人物名单中,中联部原部长朱良是唯一一位长期从事对外工作的领导同志。他亲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发展与变化。而他的工作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友好党派的交流与往来。今天的今日观察请听《红色记忆》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访中联部原部长朱良》

(出一段开始的音响)

朱良的回忆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七十年前的中国。30年代,朱良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不仅使朱良具备了相当高的英语水平,为他从事以后的对外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就是在这所学校,21岁的朱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民族危亡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出录音)

刘:那时候就有地下党了。

朱:一直有地下党,学校一直有地下党。生活在那里,是经常能够看到很多有钱的生活那种状况。没钱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马路边上冻死的。这种情况,看在眼里头,年轻人是很容易触动。一对比以后,思想就慢慢转变。

王:那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朱:那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那如果给发现了,日本人是绝对不允许的。1945年以后,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统治以后,白色恐怖就更厉害了。

毛:您遇到过特别危险的事吗?做这个地下党的时候?

朱: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吧。那时侯,我在的圣约翰大学是地下党里头力量最强的一个大学。1945年的时候,国民党要打内战。美国就派了一个马歇尔将军。名义上是调节内战,实际上他是偏重国民党反动派的。但是上海的地下党决定开展一个迎接马歇尔的活动。在他住的地方向他递交一个我们学生的要求。要求这里边就包含停止内战这些事情。我是来组织的,公开来出面的。就去欢迎马歇尔,国民党特务就来破坏,就来打。当时在上海外滩那边。我就组织同学们坐下来,唱歌,然后,我就组织起来大家唱,唱什么呢,当时我就想义勇军进行曲。那时还不是国歌。然后呢队伍游行。那么,我就承担着部分出头露面的工作。那次以后,全民内战很快就爆发了。那么国民党的黑名单就要抓人。这里头也有我的名字在里边。地下党马上决定要撤退,离开上海。

[人物介绍片花]

[朱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祖籍广东潮阳。在上海长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4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40年代上海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上海青年联合会秘书长,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长等职。曾在世界青年民主联盟工作多年。1985年到199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走上革命道路的朱良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他出生于一个商贾之家。父亲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富商,根本无法理解不愁吃,不愁穿的儿子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危险的革命道路。

毛:您家里支持吗?

朱:不支持我。我9个兄弟姐妹里头,我刚才讲,我功课最好,家里最喜欢我,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毛:也希望您学父亲一样从商。

朱:要我从商。接替他的事业。我后来家里不好待了。他们也知道总是出了什么事。后来到了解放前的两三年,家里不能待了。因为国民党知道你的身份。说不定就什么时候来抓你,逮你。

从1932年到1949年,上海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白色恐怖的阴云一直挥之不散。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而就在这样风霜相逼的环境中,朱良却不顾个人安危做了大量公开的群众组织工作。

毛:那为什么解放前那些出头露面的工作都是由您来做呢?

朱:不是我一个人,是一批人。在党员和非党员之间需要有一批人出来做出头露面的工作。其实我并不是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开大会的时候,那时侯,有的同志在上海开过一万人以上的大会。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带上黑眼镜。这样照相就照不到。所以那时侯我们的相片也不敢漏出来。不给国民党留下。

毛:也是掩护真正的领导人这样一个工作。

朱:要有这么一个分工。

毛:那时侯人都很无私。

朱:没有想到将来个人怎么样。当然哪个时候()这个斗争还是很长的时期。

[片花]

一次偶然的机会决定了朱良终生的事业;厄瓜多尔的历险让他初尝对外工作的艰辛。请继续收听新闻纵横特别节目《红色记忆》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访中联部原部长朱良》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担任了上海青年团的组织工作,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良进入了外事工作的领域。一做就是50年。

朱:也就是1951年的时候,年纪也就是比你们大一点。哪个时候,每隔两年,要召开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那就是全世界的青年学生到哪个地方去聚会。那么那时候叫我去参加联欢节,我就很高兴。参加完以后,就留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那里是什么呢,那里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总部。在那里,叫我做为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留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原想参加完青年联合会以后就回国。继续在上海搞我的青年工作。从此就1951年一直搞了将近50年的工作。

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刚刚起步,充满了艰辛和挑战。朱良讲述了1961年他在厄瓜多尔的一次历险。

朱:当时团中央青年团干部让我带三个人的代表团先到古巴。然后从古巴到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先到古巴。完了以后,我们就到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去访问。第一战就到厄瓜多尔。邀请我们的当时是进步的青年组织。呆了两三天以后,移民局就派了警察保卫了我们的旅馆。就把我们三个人抓去了。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这三个中国人是在古巴接受了卡斯特罗的指示,要来贯彻这套。向他们输出革命的这套。他们是执行这些任务的。就警察把我们包围了,把我们三个人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个石头房间也就是5个六个平方米这样子。一个长条,另外外面还有一个小厕所。地板,墙都是石头的。

刘:求救也不行。

朱:没建交。那时侯,就一个智利,一个古巴。各方面一点消息都不通。我们马上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定要讲求气节。我们不能丧失我们的气节,我们不能做任何损害我们国家,我们党的事情。不能泄露任何秘密。不能损害我们国家和党的尊严。一定任何情况,这些事情不能做。同时马上清理 每个人的口袋里,把秘密的东西销毁掉。幸亏有个厕所,我们撕掉了,扔。我们当时希望他们审判。如果被他们秘密处理掉,那不明不白。但他不。到了三天以后,他才出来。移民局的局长出来找我们。就是那些罪名,说你们中国是()出来的。你们是贯彻卡斯特罗的秘密使命的。你们是要来拉丁美洲推广古巴那一套。现在把你们驱逐出境。马上就走. 后来,我们有等我们的朋友了解有一班飞机到巴拿马。巴拿马很快可以飞到瑞士。飞到欧洲。后来,我们选择了这条路。

[系列片花]

5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世界上300多个党派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朱良亲身见证了这一发展过程。而展望未来,他更是充满希望。

刘:朱部长主持中联部的工作正好是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最重要的时期。我是这么理解的。70年,朱部长说只有50个国家。我记得我是70年参加工作的,那时侯好象只有40多个。 朱;中联部过去主要是搞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在康生的授意下,把所有的党跟我们意见不同的,都叫做修正主义党。就跟他断绝关系。最后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期,只剩下7个党有关系。

毛:您在85年到93年的时候,正好是在中联部做部长的时候,这个期间正好是经历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这个转型阶段。那我想,您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是不是也会有改变。

朱:这一段时间,就是改变原来这个局面。有些工作在我当副部长以前就开始了。所谓修正主义党跟他们恢复关系。最后,邓小平也讲了,不去分辨。谁对谁错,要真的是哪个是你对,哪个是你错,你吵个十年八年。就是跟过去的修正主义党恢复关系。先是从非洲开始,然后是亚洲,拉丁美洲,然后是欧洲。还有就是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最后有决定跟所有国家日本也好,欧洲也好,甚至美国这些执政党。重要的在野党,老派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来往。我也有这种看法,跟外国党的来往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统一战线。国内我们有政协,这些统一战线,国际上我跟所有党都来往。

王:就说,这个方针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朱:很大的变化。

毛:你接触了这么多党,你觉得中国共产党有那些宝贵的东西?

朱: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党的中央领导只要他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有希望。就是这一点,外国是不具备的。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我想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的共产党员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希望的。21世纪是属于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采制:中央台记者王磊 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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