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禾张文霞夫妇

　　田立禾

　　1935年生于天津，著名相声演员，曾在北方曲校任教。长期致力于相声教育及传统相声的挖掘整理。除了相声表演之外，还曾出演《有困难找民警》《大树底下好乘凉》《笑口常开》等电视剧。

　　印象

　　相声人生 笑中有泪

　　5月30日晚上，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京津两地曲艺名家上演了一场“全堂八角鼓”。这是老北京独有的综合性曲艺表演形式，是老天津卫“什样杂耍”的前身。在这台演出中，82岁的相声名家田立禾登台表演单口相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舞台生涯六十多年，台上的田立禾依然认认真真，如履薄冰。“我的心态一直是这样，要对得起祖师爷。”

　　田立禾住在水上公园附近一处老居民区里。那是北方曲校当年分给他的偏单，屋内几乎没装修，家具也多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旧物。有网友在公交车上拍到田立禾的照片，他提着一个红色布袋子，普通得让人无法相信他是舞台上的主角。

　　他用“笑中有泪”四个字总结自己的相声人生。生于中医之家，得到相声大师张寿臣亲传，入行后却并不顺利。第一次登台，台下只有一个观众，不乐，恶狠狠地看着他。这眼神儿他记了一辈子。

　　他也火过，以张氏文哏与卓越技艺赢得了观众。相声演员都不愿意演的传统段子《哭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每个相声演员都能把观众逗笑，但是在1978年，他说《哭论》，把观众说哭了。

　　1986年中国北方曲校成立，田立禾成为诵说专业教师，那一年他51岁，在相声演员的黄金年龄段淡出舞台。“给我的职称是讲师，我想讲师也不错。等我退休后，又恢复文艺级别，讲师是三级演员。我干了一辈子才三级，真是平地摔跤降级。”他心里多少有点儿抱怨，但也能看得开。“我不爱财，钱够喝粥的就行，快快乐乐活着，蛮好。活着就是胜利。”

　　田立禾的老伴儿张文霞也是相声演员。“她比我坎坷，到1964年，不让女演员说相声了，她进了工厂。”现在，这对结发夫妻成了搭档，常常创作新段子，反腐题材的《我坦白》、打假题材的《老贾三部曲》，想演好就得玩命儿背词。上台演出，他在正活前面垫话：“我82岁，张文霞81岁，您想听，我坐轮椅上给您说。我要跟老、中、青年演员PK！”

　　“我就是一个说相声的，我爱相声，如果以后不能上台说了，我还能写。这是我对相声的爱，没白爱。我老师没白教我。”田立禾说。

　　幼时随父亲学中医

　　但更爱看戏听相声

　　记者：您的父亲是一位中医，您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中医吗？

　　田立禾：我家祖上中过举，后来经商。我父亲叫田宝琛，是中医。我父亲跟我祖父就有矛盾，祖父希望他学生意。我父亲在大丰桥附近的放生院小学念书，那时受“五四运动”影响，认为学医可以治病救人。天津中医学院建院的时候，他是伤寒教研组的教师。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让我补习古典文学，不念《弟子规》，“三百千”，自己选《初学论说精华》《古文观止》，其中《东莱博议》给我的印象最深。念这个就是想为学中医打基础。中医要学医古文，古文基础弱就看不懂医书。到小学毕业前，我就开始念医书。我父亲教我走捷径，先学《伤寒心法要诀》，这个是《医宗金鉴》的集纳，合辙押韵，理法方药俱全。比如说“防风通圣治风热，郁在三焦表里中”，连病带药都有了。15岁时，我就在我父亲的诊所当学徒，他诊脉，我开方。

　　记者：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您现在可能是名中医了。

　　田立禾：我那时对中医不感兴趣。中医是实践医学，靠经验诊断，整天对着一屋子病人，大人吐，孩子拉，我是愁眉苦脸，受不了，甚至说半夜也得去出诊。另外呢，那时候中医开始讲中西医结合，要学西医理论，难度更大了。

　　记者：那个年代说相声的大多是曲艺世家，您是怎么喜欢上相声的？

　　田立禾：我姥爷死的早，我姥姥有钱，是房产主，家里有包月车，在好几个戏园子都有包厢。我姥姥带着我和我小老舅去看戏，稽古社的张春华那时还没出科，他的戏我就都看过来了。

　　从小听收音机，就爱听常宝堃（小蘑菇）的相声，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们家住在红桥区鱼市大街陈家包子铺胡同。那个院子特别大，几十口子人坐在院子里也不显人多。夏天晚上，我就在院子里给大伙说段相声。

　　记者：这样就能说，那确实挺有天赋的。

　　田立禾：敢说，不论好不好了。到了1950年，各街道都组织宣传演出。我们家住的是明三暗五的房子，地方大，大伙就都去我们家排练，也有专业演员，改行了。有一位邻居姓李，过去是范振钰家里买卖的资方代理人，他喜欢唱，梅花、京韵都行。还有一位刘君衡刘先生，是雪艳花的开蒙老师，嗓子非常好，就是不能表演，只会唱。这些人都跟我父亲说：“行啊，少爷是这里的事儿。”意思就是我是块材料，能干这个。

　　记者：您父亲当时对您学艺是什么态度？

　　田立禾：我父亲问我：“你是打算玩儿，还是吃？”玩儿就是娱乐一下，业余爱好；吃就是拿这个当职业。“我也不限制你，现在艺人地位也提高了，吃也行，但你的艺术不行，得投师。”我说：“行，就干这行了！”我瘦啊，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文的也不行，我又喜欢这个。父亲一看我的想法还挺坚定，就想着给我介绍老师。我父亲的诊所在西南角南大道，那有一个街坊，是唱时调的戴连升先生。我父亲给他看病，就烦他吧，他给介绍的杨少奎先生。

　　早年演出效果不佳

　　跑江湖到唐山找到感觉

　　记者：开始拜师学相声了。

　　田立禾：还不算正式拜师。杨先生在河北鸟市，与刘广文（刘文亨的父亲）搭档。我去看了一次，觉得这两位岁数大一些，比较稳重，就打算拜师。杨先生住南市裕德里一家小旅馆里。那时候说相声的都常住旅馆。早晚有热水，回来晚了、早晨起得晚了，都行。大家还方便在一块儿研究东西。杨先生让我每天早晨去旅馆，抄词、背贯口，下午去园子里听活。

　　马三立先生总结“听学练演精”，我们这行刚开始就是听活。那段时间听了很多活。刘广文先生是真好，演《挂尸借火》，无与伦比，那种惊恐的表情，脸上、眼上的神态，学不了。他的东西我也会，但是不敢用。文亨也会，也不敢用。师胜杰的父亲师世元的活我也听了很多。从暮春到初夏，好几个月过去了，杨先生也不让我上台，也不教。烦了。我不去了。其实杨先生那意思呢，是看我内向，像个学生，不像干这行的。

　　记者：后来您又怎么拜了张寿臣先生呢？

　　田立禾：我父亲认识一个针灸大夫，刘先生，北京人。他跟我父亲说，他有个朋友叫富寿严，是张寿臣的代拉师弟，又是儿女亲家。就通过这层关系，见到了张寿臣先生。这是1951年春天，我见着张先生就拜师。张先生说，我没法收啊，直抖手，怕晚辈有意见。结果张先生也是无奈，就听活吧，等于默认我了。我后来才知道，张先生看过我演出。抗美援朝那阵儿，我在南市参加过一场募捐演出，我演的都是新词，是常宝堃改的，《洋药方》《思想改造》。常宝堃在我前面，因为他得赶园子，还有业务。

　　记者：拜师以后就算正式入行，可以演出了。

　　田立禾：一开始我跟着师哥佟大方，我逗他捧，打鸭子上架，上大园子。后来他回北京了，我没辙了。老师说武魁海在谦德庄，让我去武魁海的“地上”，一天给我5毛钱。但光结钱不让演，因为怕我一上去观众都走了。后来有一次，晚上11点多，快散场了，让我演。一宣传，说是张寿臣的徒弟，结果我说完了，原来300多观众，光剩板凳了。我都要哭了，这下连我师父都搭里头了。就这么着，过了一年多。那时候的园子，每天晚上6点到8点吃饭时间，观众少，这时候要演一个单口，演员轮流盯。高桂清高先生问我，你跟张先生呆了挺长时间了，有单的吗？我说我凑合。他让我盯一个。我盯下来了，给我涨到一块钱。但是没过多久，这个班子也散了。

　　记者：那怎么办呢？您这也一直没进入状态。

　　田立禾：张先生说，你找你师哥，去唐山吧。我又到了唐山，那是1953年。唐山的班社也都是天津的，穆祥林穆师哥在那儿，杨少奎杨先生在那儿。唐山一到晚上10点全市响汽笛，矿工上下工，这个时间的观众神鬼难留，但我能行，因为我脸生、活熟，我玩命啊。后来我们从唐山又到武汉，一到外地就挺风光，因为说相声的少。回到天津，就完。

　　南开区相声队解散进了工厂

　　与孟祥光搭档重返舞台

　　记者：后来您还是回了天津。

　　田立禾：家在天津啊。1956年回天津之后，我进了南开区相声队。1958年，市曲艺团和我们都在南市演出，面对面两家园子，他们10分钟3分钱，我们10分钟2分钱。他们的演员有张寿臣、郭荣启、马三立、常宝霆、苏文茂，我们这边，我、魏文亮、魏文华、张文霞，就这样儿还活过来了。我们是新生代，年轻力壮，经过市场的磨炼和考验。1960年在劝业场六楼天乐剧场，600个观众坐席，魏文亮是倒二，他晚上10点下来，我接他，我们行话叫“刀口”，挨刀什么样？就那样。弄不好这600人就都走了。我这心里着急，在后台转磨，说什么呢？《打灯谜》吧。没有人演，轻易不演。我就拼命了，结果还算行。一直到1960年以后，我有的我观众群了。

　　记者：那个时代看相声的观众还真是挺多的。

　　田立禾：那时候市场好，我们自负盈亏，可是不赔钱，玩命赚钱。我们还演话剧，从工艺美院请的老师给我们做布景，天津人艺的导演给我们排练。我们这一演，到哪儿都满座。后来都没有了，不让演，解散了。

　　记者：南开区相声队解散以后您干什么了？

　　田立禾：1970年我去了工厂。缝纫厂，厂门口的牌子比搓板长点儿有限。厂里都是大娘，我成贾宝玉了。后来我又调到一个500人的厂子，北海仪器厂。厂里成立宣传队，1975年参加市总工会的演出，演了半个月，我得了个一等奖。

　　记者：这回终于又重返舞台了。

　　田立禾：那阵儿演了很长时间。我是底，跟孟祥光搭档。倒二是关牧村，高曼华、董湘昆，都在前场。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成底了。晚上11点散场之后卸妆，换衣服，回到家，我是一碗热开水半个凉馒头，夜宵。我睡里间屋，我妈搭铺，我妈得两点才能睡。有一天自行车还让人偷走了。

　　孟祥光以前是说评书的，年轻，我们俩期待值不一样，问题是散场后我还得先送他回家，他在南门外蔡桥子住。我想这样不行，我跟孟祥光告假：“咱别老攒底了，咱当腰来一个不行吗？明天咱早来会儿，晚上9点来钟上。”结果第二天晚上，他9点20才到，还是得攒底。我心说，这我干不了了。我又跟他说：“咱也没纠纷，就是家里这种情况，太晚了不行。”过了些日子，王文玉给搭桥：“要不让他跟魏文亮吧！”我没意见。结果没过一年，他们火了。

　　相声表演必须声相结合

　　相声是善意的讽刺，不伤害任何人

　　记者：您干了一辈子相声，如何理解相声这门艺术？

　　田立禾：“相”是表演，“声”是说。相声必须声相结合。“相”与“声”结合才叫相声。都得有表演，没表演，那叫没买卖，脸上必须有表演。李伯祥常说“打闪认针”，时间和空间的掌握差一点儿都不行。相声是最容易的曲种，有嘴就能说；也是最难的曲种，没有止境。你看陈佩斯的小品，多好，得往那个方向发展。

　　相声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市民化的、民间的艺术。定位，北方。它涵盖的东西，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土语方言，实事变化，世间百态，离不开这些东西。相声主要是讽刺负面的东西，讽刺什么呢？有学问的人就没有小市民的缺点吗？也有。相声就是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负面的东西加以鞭挞，但是它是善意的，而且是有典型性的，不是个别的。相声不伤害任何个人。

　　记者：您已经82岁了，除了偶尔登台演出，还在做什么工作吗？

　　田立禾：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嗜好就是说相声。我现在有时间就整理老相声。以前听过的小段，我能回忆起百十来段，不单是相声，还有书词、门柳儿（开场小唱）、二道杵门子、双簧，说俩钟头的中篇。我都有点儿。应该录下来。有好多表演匪夷所思，让人万万想不到，真可乐，不是弄点儿荤段子上去说去才能吸引观众。不是。

　　往事

　　田立禾口述

　　跟张寿臣先生学艺

　　1951年春天，我16岁，拜张寿臣先生为师。张先生也不教，一去张先生那儿，老说闲话，一提活，张先生就说别的。我这个着急啊。跟着张先生听了二年来的活。那时候他都是单活、评书，有《水浒》《清宫秘史》，“八大棍”。

　　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不教“开蒙”。他说的理论，你演不了，他说的话你也听不懂。还有一条，张先生教学，一个是他教，一个是博采众长。他说过一句话：坏棋有好招。他从来也不觉得“别人都是野狐禅，我是正宗”，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干我们这行的都是穷孩子，指身为业，能塌下心来光听活，很难。我父亲不指望我挣钱，所以有这个条件，听了二年。

　　有一次张先生带我去看演出，趁演员赶场间隙让我上去说个小段，垫场打补丁，没效果。一直到1956年，我进了南开区相声队，业务上可以了，张先生这才发话，上什么活，这才教。

　　张先生说，你找你佩茹师哥（赵佩茹）吧，找他要“茝子”（脚本）。结果甭说了，赵先生不给，他认为我不行。过了些日子，张先生见我没动静，又问我。我说他不给啊。张先生就乐了，他明白啊，他多大岁数了，他1899年生人。他说，行了，你找常宝（全常宝）吧，我跟他说了，你找他要吧。全常宝给了我一大本，借我用三天。我如获至宝啊，回去以后拆开了，我爸都跟着抄，不光是传统的，还有新词，对我太有用了。

　　张先生教我的头一段是《八扇屏》。我说我都演了多少年了。他说，你跟谁演的，念给我听听。我给他念。听完之后，他说，回去都忘了吧，我再打头教。但是想忘也忘不了啊。他教的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八扇屏》不以贯口为主，趟子都比较小，他自己改的。

　　张先生对我倾注了一定的心血。他实授的徒弟不多。他的有些弟子，比如戴少甫，都大红大紫了，就是认个门户，也不学艺。

　　“我收徒弟就要教。”张先生后来跟我说。他教徒弟一点也不保守，都是大公无私倾囊而授，没有夹带藏掖，还要随着时代修改脚本。他的艺术主张就是“正垫反翻”，把你说得相信了，有这事了，然后再有歪的。都是这种艺术手法。

　　他教我《绕口令》，说这是万老师的。在他嘴里永远都是万老师，多怎我也没听他说过“万人迷李德钖”这几个字。做人做事，张先生确实叫人佩服，生活上也检点，没有过绯闻。1953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约他，他没去，他说：“我没有伙伴，没有捧哏，没有新活。过去的张寿臣已经画句号了，我要再演得弄新活。”在他看来，相声要不断创新。张先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