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关于男女学生结婚年龄限制训令”
1923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陈望道述说了自己的婚姻历程：“我是一个曾经历过旧式婚姻痛苦的人，15岁时便被强迫结婚。因此，我16岁入学校读书（以前是请人在家教读），常住校中不愿回家，校中教员、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极端用功的学生，其实不然……”
陈望道的经历在当时的在校生中比较普遍，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
中国古代早婚很普遍，法律诏令规定结婚的年龄很低。唐代开元年间规定结婚年龄为男15岁、女13岁，宋代沿袭唐代的规定，明代婚龄提高1岁——男16岁、女14岁，清代又沿袭明代的规定。
在中国古代，朝廷多不直接干涉婚姻，所以实际上有成婚年龄不到法定年龄的，社会上早婚非常普遍。
进入近代后，虽然西方科学的婚姻和生育观念进入中国，但受传统影响，在一些偏僻地区或观念落后的家庭中，仍有早婚早育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校生结婚的很多。
那么，在民国时期，在校的学生可以结婚吗？一份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的老档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
1920年3月31日，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亲自签发，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学校发出训令，其中规定，“中小学校男女学生在十八岁以前不得结婚，如学校向例不收结婚学生者，仍照旧办理”
这是一份名为“关于男女学生结婚年龄限制训令”的档案。记者从天津市档案馆了解到，这份档案的生成年代是1920年3月31日，发布者是当时的河北省教育厅。
在民国初年的学校中，一些学生在观念保守父母的催促和包办下，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影响了学业。为消除早婚对学生的不利影响，1920年3月31日，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亲自签发，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学校发出这份训令。该训令开宗明义地指出，早婚对于个人和民族均有不小影响，为杜绝早婚的不利影响，特别规定，“中小学校男女学生在十八岁以前不得结婚，如学校向例不收结婚学生者，仍照旧办理。”可见，民国时期中小学在校生18岁前是不能结婚的，有的学校则干脆规定结婚的学生不能入学。
受传统观念影响，旧社会普遍存在早婚早育的现象。民国时期的很多名人都被家庭安排早早订婚或结婚。比如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张学良16岁时与于凤至结婚；张幼仪15岁时奉父母之命，做了徐志摩家的少奶奶……
其实，民国初期有不少有识之士很早就反对早婚早育，梁启超曾撰写《禁早婚议》一文，指出早婚有“五害”，希望青年自觉摈弃旧习。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开始批判早婚，提倡晚婚。如《中国新世界》杂志刊登《中国婚俗五大弊说》，控诉早聘早婚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不少报刊也倡导晚婚。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再度指出，早婚早育于社会贻害无穷，认为其不仅于个人身心健康有损，而且危害国计民生，弱败种族。另一位学者郑佩昂也认为：“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受早婚之报也。”
官方认识到“早婚足以弱种”这一严重问题，遂于1930年修订《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明确结婚年龄，以防早婚，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18岁、女16岁。
即便如此，学生中的早婚现象依然普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印焕曾分析过这样的现象，她指出，“即使将规定的十七八岁作为社会现实中的普遍婚龄，这个年龄段的青年男女也正好处于求学阶段的中学时期。晚清政府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学制，也是近代学校教育大规模兴办的初始。按照‘壬寅学制’，整个学校系统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十年、中等教育四年、高等教育六年。6岁入学，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毕业共二十学年。16岁至20岁正处于中等教育阶段，相当于后来的高级中学时期。由此可见，十七八岁既是民间与法律所认可的谈婚论嫁年龄，又是学校教育中的中学阶段。而且，如果他们打算继续深造的话，随后还有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大学课程。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的父母按照乡村风俗早早为他们订了婚，并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完婚。因此，学生在求学期间订婚或结婚的现象相当普遍。”
当年，鲁迅娶了母亲安排的朱安后，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被旧式婚姻束缚的青年那里，一幕幕地上演
查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和档案便会发现，对于学生结婚比例，民国时期曾有人进行过调查：1921年2月，《东方杂志》曾公布过一份关于学生婚姻的调查数字。这些被调查的学生来自浙江、江苏的6所学校，在631名学生中，已结婚的有184人，占29%。1930年，一个在北粤中学任职的教师对该校百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到有效报告63份，“在这63个答案之中，你要考察他们曾经结婚过没有的数量，竟有59个是作正面答复的，这真是一个极可骇人的听闻。在一个初级中学校里，没有结婚的青年只占6%有弱。”1934年，河南省政府秘书处对该省中等学校学生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汇总，在所调查的38089名中等学校学生中，已经结婚的约占1/4。
学生早婚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的婚姻产生问题。陈望道在那次讲学会上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讲述了学生早婚的痛苦，“后来我觉得这样还不是根本的解决，非再走得远一点，直到外国去不可。就一直在外国住了十年，除了父母生病及别的紧急，不曾回家一次。他们以为我是用心求学，其实一半便是逃婚罢了。但是我和伊并不是不好，从姊弟的情感上讲，实在是很好的。在我们乡间，谁也说我俩是很好的一对！可是不知怎的，心里总觉彼此不安，这样地弄到前年才完好解决，各人各走自己的路。”
陈望道代表了当时学生婚姻的一种形式——男女双方在幼时依父母之命订婚，随着男方逐渐长大，外出求学，接受了西方观念，便极力反对这种被强迫的婚姻。如反对无效，他们便借读书而常年在外，消极抵抗。经过若干年的拖延之后，他们往往在外面通过自由恋爱组织了新的家庭。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就是这样。
在1930年的《学生杂志》中，一篇文章谈到，“一个人当年轻的时候固然需要去结婚，但也不是可以随便去结婚的：首须具备结婚的资格；要达适婚的年龄，要有丰富的学识，更需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民国时期掀起了青年婚姻变革，学生成为变革的主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恋爱和婚姻就成为了杂志谈论的主题，包括“爱的专号”“青年与恋爱专号”等专版文章陆续推出。
当时，舆论导向是鼓励“青年人应摒弃传统婚姻缔结模式，追求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自主婚姻”。1923年出版的《妇女杂志》中，作者周宝韩说：“最好是至早也要在进了大学以后才与人家发生恋爱。”
在引领思想解放的舆论热潮中，当时并不赞同中学生结婚。在1930年的《学生杂志》中，一篇文章谈到：“一个人当年轻的时候固然需要去结婚，但也不是可以随便去结婚的：首须具备结婚的资格；要达适婚的年龄，要有丰富的学识，更需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社会舆论如此，学生自己也不愿意过早地被家庭所束缚、拖累而丧失机遇，同时婚姻在一些青年人看来已不再是单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很多青年更愿意在身心成熟之后再考虑婚姻。
上世纪20年代，一份对313位城市未婚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39%的人愿在20岁到25岁之间结婚，其中又以25岁结婚的居多。其次，愿在26岁到30岁之间结婚的占37%，另有很多人答“愿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后才结婚”或者“在生活能独立时才结婚”。
1939年，天津市的人口资料显示，61.91%的男子在20岁到30岁之间结婚，平均结婚年龄为27.91岁；女子婚龄略为提前，42.2%的女子在20岁以前结婚，但20岁到30岁之间结婚的比例明显提高, 占52.29%，平均结婚年龄为22.47岁。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中无论男女基本上都在16岁以后才结婚，这与同期农村普遍存在的童婚现象有所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婚姻变革的剧烈。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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