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黄河，是华夏儿女对母亲的呼唤；一声黄河，令天下对我中华高看！黄河，是我中华民族的黄河！

　　但是，我们与黄河也有恩怨。好在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由于我们人类的过失而伤害了黄河，这个债必须由我们偿还。

　　上世纪90年代末，黄河一年最长断流226天，由此而引发的“拯救母亲河”全民行动至今已经整整10周年了。如今，我们的“母亲”究竟怎么样了？她将以什么样的容貌走进正在开启的生态文明时代？一个民族应该如何与生于斯养于斯的河流和谐相处？本刊专题报道组历时两个月，走遍万里黄河，为参与“拯救母亲河”行动以及所有关注黄河的人们探问黄河，叩问一个民族对“母亲河”的道德良知。

　　以中华民族的名义给黄河一个承诺

　　——黄河生态调查

　　（红旗画刊作者：孙广远、许江涛、薛晓晶、殷昭利、侯雨萌、曹爽、周明、张有才）

　　第三篇 时势·河势：科学发展模式催使“困龙”变“飞龙”

　　人类与大自然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同样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尤其是，人类绝对不可能脱离大自然的存在而存在。既然如此，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人类唯一的选择。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力大无比，已经到了不是如何驾驭大自然，而是如何驾驭自己的时候了。我们有生存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生存发展的智慧，生存发展的自觉，科学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路径、科学发展模式，就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

　　对黄河生态的考察使我们得出结论：健康的黄河取决于经济社会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中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政策，是黄河的希望所在。

　　红延安，绿延安——延安何以改变了底色？

　　在人们的印象中，延安的“底色”是由红色和黄色构成。“红色”是中国革命给延安留下的颜色，是延安的人文色彩；而“黄色”是黄土高原给延安形成的自然色彩。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兵灾战祸，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成为“红色政权”中心，许多革命志士投奔这里，延安人口激增，无形中形成了巨大的生态压力。尤其是，为应对敌人的封锁而开展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无疑对地表产生了较大的扰动。全国解放后，尽管延安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但生态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黄土高原给了延安同样的颜色，也给了延安多灾多难与贫穷落后的面貌。

　　时过境迁，今日的延安已经翻过新的一页：黄土高原依在，黄色却退出了延安；红色基调依然，绿色却来到了延安。“红”加“绿”，构成了延安今天的“底色”，也形成了延安今日的底蕴。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的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为延安的生态建设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激发了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活力，那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的推行，则彻底实现了延安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跨越。

　　延安水文局副局长李永华的父亲是位老红军，也是老水文，他们算得上“水文世家”了，把延安山山峁峁、沟沟坎坎的土留下、水留下，树留下、绿留下，是两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李永华说，父辈治山治水、治土治沙靠的主要是好精神，他这一代既靠好精神，更靠好政策。他介绍说，延安水文局对延安市实行退耕还林前后的水沙变化情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自2000年延安各县区实行退耕还林，9年来，输沙模数减少了65%，输沙率减少了55%，输沙量减少了57%，每平方公里土地每年有6954吨泥沙没有被洪水带进黄河。这意味着，延安每年减少入黄泥沙2.58亿吨，假如把这些泥沙装进60吨重的车皮，要装400多万车皮，每个车皮按25米计算，可以绕地球1圈还多。土留住了，水也同时留住了，延安市每年多留下2270万立方米的水量，不到5年就能盛满一个西湖。

　　保住了水土其实就是保住了水土的生产力，延安人植树造林、栽花养草，9年时间林草覆盖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小气候”随之改变，年降雨量平均增加了10%，自然灾害明显减少，多年不见的飞禽走兽重新出现，良好的生态链正在形成。

　　宝塔山和延河是延安的两大标志。我们站在延河桥上，远望宝塔山，宝塔山在越“长”越高的延安城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包围；俯望延河，延河水小了，水清了。上岁数的延安人说，延河一直是浑浊的黄水，从来没这么清过。如果说宝塔山映衬了延安的发展，延河则反应了延安的生态，发展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在有共和国两位总理视察过的宝塔区燕沟，在联合国官员曾经考察过的安塞县侯家沟，我们感受着山川的巨变，聆听着群众对党的政策的好评，久久沉浸在喜悦之中。

　　没来延安延安令人向往，离开延安延安让人难忘，难忘她红得诱人，绿得诱人，难忘她透射的活力与希望。

　　从包钢的节能减排到安塞的节水农业——

　　节水型社会

　　建设对黄河的生态效应

　　素有“鹿城”之称的包头市出现在我们面前。伸向城里的道路上格外整洁，路旁宽阔的林带远远地隔开了城市建筑群，富有寓意的雕塑不时闪过，各种气息传递出这座城市的品味。

　　包头自然是黄河塑造的城市。百年之前这里还是繁忙的水旱码头，如今包头的城中湖面积在全国名列第三，黄河湿地南湖在北方城市更是少见。包头还是全国唯一一座市区有原始草原的城市。“青山绿水大草原”是包头人对包头市的自誉。

　　“鹿城”早已灵鹿不再，“钢城”迅速崛起。20世纪50年代，包钢临黄而建，是闻名全国的“十大钢厂”之一，是共和国的骄子。它也是耗水大户，黄河专门为它开了一个取水口，数十年来，它“喝”掉了黄河大约一年流量的1/3。它同时还是黄河的排污大户，曾向黄河排泄大量的工业废水。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包钢率先节能减排，走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变。辉煌50年之后，包钢迎来第二个青春。

　　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们走进这座钢城。这是全国第一批生态工业园区，尽管钢炉林立，却环境宜人。孟部长介绍说，近年来，包钢投巨资进行技术改造，以大高炉取代小高炉，完成了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传统意义上的“三废”都成了高效资源，甚至连“三废”的概念也不复存在了。2001年以来，包钢投资4亿多元建成污水处理系统，中水利用率达到90%以上，实现了零排放。包钢生产规模由200万吨发展到1000万吨，用水量却一点没有增加，排污量则减少为零。

　　我们特意参观了包钢污水处理厂。一进厂门就是两条水路，一个是进水口，一个是出水口，进去的水污秽不堪，出来的水清澈见底。不远处是一池鱼塘，红色的观赏鲤鱼满池游动，自由安详。厂里的工人告诉我们，鱼池的水就是经过处理的水，水质可以达到二级。

　　这是一座规模大、技术先进的污水处理厂，物理、化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净化手段综合运用，每小时处理污水6000吨。每吨污水的处理成本1元，每小时就有6000元、每天就有14.4万元流走，但中水利用的效益回报远在投入之上。现在新上热电厂国家规定必须使用中水，包钢的中水一部分卖给热电厂，十分紧俏。

　　陕北的安塞与包钢一样让我们振奋。

　　安塞是延安的一个县，他们积极推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实现了林草应覆盖全覆盖，生态环境变化很大。但问题在于，“双退”是在国家给予资金补偿、保证农民收益的前提下完成的，庄稼地少了，庄稼少了，庄稼带给农民的收入也少了，万一有一天农民必须回到早已不种的田地里去，如何是好？从长远看，保证“双退”成果，农业不仅不能萎缩，而且还要发展。在这种思路下，安塞选择了高效低耗的农业发展之路。

　　安塞水资源紧缺，用水成本高，他们在温室大棚上大做文章，先进行示范，先对农民进行免费培训，并给以财政补贴，大棚农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全县16万人，如今已有3万多顶温室大棚，由于光照充足，绿色环保，他们生产的蔬菜已远销西安、兰州、直至武汉。安塞花木更是远近走俏。我们没有想到，原产海南的木瓜也在这里落户。温室大棚的大面积推广，为安塞农民每人每年增加千元收入，农业规模超过了“双退”之前的水平，农业用水效益也大大提高。

　　县蔬菜营销公司副总经理张有清是安塞大棚农业的“智囊人物”。他在一个过去寸草不生的山峁上建起了温室果木试验区，由于山峁地势高，每天日照时间比别的地方多1个小时，果品优良。我们钻进他的红提大棚，让人惊奇的是，这里生产的红提品质已经超过了原产地。已是秋冬交替季节，串串晶莹的红提挂在枝蔓，绿叶尚在，靠他的技术这些红提可以延迟到过春节时采摘上市。这些温室大棚全用滴灌，可以节约一多半的水量。

　　黄河流域既有密集的工业布局，又有星罗棋布的农灌区，建设节水型工业、农业以至节水型社会，大力节约水资源，是解救黄河的一个重要途径。

　　水往何处流？——“水权转换”的破局之效

　　宁蒙河段的用水量占黄河全部用水量的35%，其农业用水又占该段用水量的90%以上，形象地说，仅宁蒙灌区大约每4年就“喝”掉一个黄河！

　　河套地区的耗水量大，用水效益却不高。据农水部门评估，河套地区灌溉水利用率40%稍强，亩均毛用水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而黄河下游灌溉水利用率已经达到60%上下，有些地区更高。这意味着，如果河套地区的灌溉水利用率能达到下游水平，就有20%的节水空间；何况，下游本身还有不小的节水潜力。另一方面，农业是用水大户，工业是用水“小户”，相比之下，工业用水所创造的财富远远高于农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的水需求矛盾十分突出。把黄河水用好用活用得最有效益，是科学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确保黄河健康运行的一篇大文章。

　　资源配置的规律是一切资源都向财富最大化的领域流动，水资源也应如此，但水资源配置一直没有形成利益机制、市场机制。这一方面在于从战略和整体利益考虑，水资源配置不能急功近利；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形成的“谁先用谁用”的“既定事实”束缚了水资源的活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水资源向更能创造财富的产业和地区有序流转是大势所趋。

　　水，水——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伸出了手。最早“伸手”的是快速发展的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过去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当它地下的宝藏源源不断地涌出的时候，它一下变得财大气粗起来。鄂尔多斯人十分得意地说自己“扬眉吐气”，其实是夸耀他们那里有“温暖全世界”的羊绒衫和丰富的煤炭、稀土、天然气。但他们也有底气不足的地方，“鄂尔多斯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水”，他们知道自己的“软肋”。水卡着他们的脖子。一边是灌区渠系不配套，水在灌溉过程中造成较大浪费，一边是要上工业项目却受到水资源的困扰，“交易”呼之欲出。在有关部门指导下，经相关各方协商，由鄂尔多斯企业投资对灌区进行节水工程改造，由此节约的水资源调剂给投资方使用。这一新生的水资源配置或者叫流转方式，被称为“水权转换”。

　　这是用市场规律进行水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创新，各利益主体都是受惠者，而最受益的还是黄河，她在不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养育了更多的儿女。

　　我们了解到，近3年来，鄂尔多斯市用于“水权转换”的投入达46.9亿元，由此带每年有1.3亿吨水转向工业，每年新增工业产值265.5亿元，动GDP增长  亿元；河套灌区用水系数也由0.24提高到0.54由此带来的收益达  亿元。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随着“水权转置换”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不断扩大，不少地方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水效益因此明显提高。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的资源效益只有世界发达国家的1/6，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水资源效益同样很低。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尽管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经高达84%，据预测，2010年黄河流域仍将缺水40亿立方米，2030年将缺水110亿立方米。建立水资源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效益，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权转换”无疑是破局之举。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似乎早成定律。但当代人已经有能力掌握水的流向，可以让它流向低处，也可以让它流向高处；可以让它流向近处，也可以让它流向远处。让它流向更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地方，才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