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4日中午，传来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余先生生前曾接受南方周末原记者夏榆的采访，对中国文化、台湾社会和他本人的文学成绩等话题，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现重新发布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南方周末》
很早读到过余光中写海峡两岸离愁的诗篇，那些诗篇几乎耳熟能详，感觉上这是个敏感、良善、软弱、有着赤子之心的读书人。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虽然这些诗句传达的情感在一个喧嚣与时俱进的时代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这些文字依然散发出持久的情感的光泽。
在访问余光中之前，突然看到李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说：“你们大陆常常被骗，台湾一个骗子叫做余光中，像余光中这种人在台湾可以招朋引类，大家就知道台湾的国民国文水平是多么坏，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余光中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有些人觉得他的诗写得好，我就不服这口气。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
很惊讶李敖在对一个人进行道德指控时候随意而决绝的口气，也很困惑余光中的真实状态：一个是深怀赤子之心的软弱的行吟诗人，一个是被李敖进行道德指控的“骗子”，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余光中。
在北京建国饭店的一个客房，记者在余光中离开北京之前的一个小时作他的访问，刚刚获得第二届华语传媒大奖散文家奖的余光中正在打点行李，准备返回高雄。在现代文学馆的传媒大奖颁奖现场，记者听到马原代表评委会宣读授奖词：
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他的写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因素，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散文的独特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盖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
跟余光中面对面，在切近的距离看到他额前稀疏的银发，看到他温和充满书卷气息的面孔，看到他瘦弱的手臂矮小的身体，听着他温软的南方的普通话，李敖的批评就显得独断而可疑。对余光中访问的过程，也是求证和质疑的过程。
最浅的海峡，最深的乡愁
记者：你引用苏轼的话说，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你的写作适合这句话吗？
余光中：我是在假托苏轼的话，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岛屿写作，他有很长时间被流放到海南岛，后来回到中原。跟苏轼比，我在岛上的时间更长。在写作的境遇上我跟苏轼比较相似。中原对我而言就是大陆。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写作被大陆读者读到？
余光中：内地是在开放以后的1980年代才开始读到我的文字。当年诗人流沙河编《星星》诗刊，就介绍了我的诗歌，就是那些把乡愁做主题的诗。我说我跟苏轼一样，是在海岛上写作，然后把文章传到中原。我的文章传到大陆是在1982年，我的人到达大陆的时候是在1992年，前后相隔了10年。
记者：一位作家的知音，一定是他自己的民族吗？
余光中：对。因为别的东西都比较容易国际化，比如画家的画，梵高的画，中国人看了也很美，音乐家就更不用说，音乐也很容易国际化。惟独文学，它的语言属于它的民族，当然语言也可以国际化，可以透过翻译传播到别的地区，但是翻译经常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变味，到底还是会使美打折扣。
记者：2004年3月20日前后，世界的目光聚焦台湾岛。我们看到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看到台湾岛的文化现实。你是其中的一分子，身处在那样一个焦灼、躁动、狂热的环境之中，你有什么感觉？
余光中：台湾的政治气象不是很好，整个台湾就处于一种焦躁中。这也很不幸。台湾现在施行的政策是把人进行粗糙的分类，政治人物要赢得选票，他讲大道理选民不听，选民里除了一部分有头脑会思想的人以外，还有很多普通人，政治人物要对他们讲话，最方便的说法就是我们是自己人，他们不是自己人，只有台湾人才爱台湾，非台湾人不爱台湾，政客就是在制造这种粗糙的族群矛盾。但人不是简单的，人是遗传的产物，你不能为了选票就这么粗糙的制造操弄族群的矛盾，每一次选举都把这个矛盾推演到极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很痛苦，尤其在某些传媒的裹挟下，整个社会一片乱像，而且会有很多后遗症。
记者：3月20日之前，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台湾族群行动联盟”，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矛盾为自己拉票发出警示，侯孝贤是发起人之一。这可能就是台湾知识分子面对政治和社会现实发起的集体抗议。
余光中：是。但是侯孝贤立刻就被民进党攻击，指责他们被反对党利用。现在台湾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是只要听到你讲什么跟他不一样的东西，他就会追打你。鉴定专家李昌钰在台南街头调查陈水扁枪击案，有一个妇女说她不相信枪击事件，她说出自己不相信的理由，她只是表示了怀疑，结果立刻就被几个大汉拳打脚踢。这种状况讨厌得很。
如果台湾的民主很健康，很温和，很理性，那是台湾的福音，但现在的情况是在恶化民主，使民主蒙羞。
记者：很早就读到过你写海峡两岸相互隔绝的乡愁诗篇。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如地穿行台湾和大陆之间，但是很多台湾人不能，他们只能遥望大陆，从文化上看大陆和台湾的分离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台湾人现在有乡愁的情怀吗？
余光中：要这样看，年纪比较大的在台湾的大陆人，像我这样的，我已经70多岁，肯定会有乡愁；年纪比较轻的一代，就是生在台湾的人，他们对大陆并没有直接的印象。当然以前他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在地理和历史的文字中也会读到大陆，但那毕竟只是书本上的。像我这样，早年离开大陆到台湾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对大陆会有很直接的记忆。所以说台湾人的乡愁，那种真正的回忆和直接的经验现在是越来越少，但文化的乡愁是有的，比如在读小说，读中国古文，读唐诗宋词，或者看电影看到一些画面，这些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文化的来源，或者看到我们文化的背景。就像我们日常讲的成语，得陇望蜀，朝秦暮楚，很多成语都是从这种文化的背景中来的，有一个成语就有一个成语的文化背景。
说到底台湾是个很小的地方，再加上政治的纠葛，现在台湾面临着两种相反的力量的争夺。台湾执政的政客在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他们在逐步做，就像切香肠，想把台湾的中国文化切去，切到中间还有，切到后来就没有了。我觉得为了五十年政治把五千年文化抛掉是愚蠢的，你那么大一个家产不要，结果把住自己的一个破钵，这个不行。我在高雄，高雄就是民进党的大本营，我就在曹营之中。我这个话要是在台湾讲出来立刻就会遭到攻击，我经常会受到各种攻击，党同伐异，不允许你有别的想法。
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
记者：你说过一句话，“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现在你的写作中还会有这样的情感吗？
余光中：说起来是淡一点，但原则上还是有。因为全世界都在全球化，全球化很容易让个人失落，很可能让一个民族的文化流失，所以在写作中强调自己作品中的历史感，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蓝墨水的上游就是汨罗江”，中国所有的作家，所有的诗人都会从屈原的诗歌中寻求灵感，认同我们的文化来源。
记者：经常看你提到屈原，你对屈原情有独钟吗？
余光中：所有中国诗人提到屈原都会同情他，也会尊敬他，屈原高超的人格，那种几乎含有洁癖的自爱，应该是值得被大家敬佩的诗人。
记者：你有很长的时间在表达乡愁，你的文化的乡愁在中国几乎成了某种精神和情感的象征，我很想知道真实的乡愁在你内心的形状。
余光中：这跟我的经验有关。我出生在南京，9岁以前南京一直是我的家，9岁那年我逃过了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100公里。九年以后，为了逃避战争，我和母亲仓惶告别南京，也告别整个大陆。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到2000年的时候，我才重回石头城。后来我从台北又到美国，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社会和文化之中。乡愁对于我就是一种记忆。我写《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罗大佑给《乡愁四韵》谱了曲，那些写乡愁的字眼在他的音乐里经过变奏，听起来是蛮动人的。很多大陆读者对我的了解也就是从这些诗歌开始，大陆的同胞看到这些诗句的时候会想到我。
记者：乡愁除了是诗人的一种感伤情怀，是否也是文化断裂的标记？
余光中：乡愁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台湾的岁月结束以后我有5年在美国，在完全相反的社会和文化里。我第一次去美国30岁，那时候美国跟亚洲，跟台湾跟大陆都不一样，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就像上海，跟美国越来越接近，但那个时候差别非常之大，那种差别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我从东方来，我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始终不同。我说过，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到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那时候我对乡愁有了更深的体认。
乡愁，如果仅仅是同乡会的乡愁那就简单，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同乡会，同乡的乡愁是人的基本常情。但是一个文人，一个读书人的乡愁就把时间加上去，乘上时间，乘上文化的记忆，加上沧桑感，这种乡愁就比较立体。我们个人有小小的回忆，几十年而已，整个民族有几千年的记忆，大的记忆，那些记忆变成典故，变成神话，变成历史，那些历史你走到哪儿会带到哪儿，所谓的秦魂汉魄，宋魂唐魄就在你的身体里。
记者：那你怎么看文化的全球化，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怎么样保持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这种保持是必须的吗？
余光中：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理想。其实所谓全球化真正说起来就是西方化。现在你看到很多中国人在穿西装，你有没有看到美国人在纽约大街上穿唐装，没有。这个所谓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最主要的也就是美国化，当然也有可能日本化。在可见的未来，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保护和保持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当然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你会变成一个国际公民，国际公民也很好，但是你就没有自己的本位文化。联合国有那么多国家加入，是因为有一个国籍在支撑着，有一个国家的本位你才能加入联合国。全球化也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文化才能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你学英文很好，可是你把中文忘记了，对于中文文化就是很大的伤害。如果你是空白，你投进去，你会染上别人的颜色，你没有贡献，也没有依靠。
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就能走多远
记者：你当年被隔绝在台湾一岛之隅的时候，曾经渴望把自己的声音和文字传回中原，你没想过把自己的声音传到更广阔的世界吗？
余光中：我现在的读者恐怕在大陆的比在台湾多，还不完全是因为大陆的人口多，就是读我书的人大陆比台湾多。我住在台湾，可是我的文章不仅是在台湾发表，也在世界所有的华人地区传播，香港、南洋，包括中国内地。虽然我住在岛上，可是我的读者，我的听众在世界的华人区，其实现在的中文也已经是世界化了，华人所分布的地区遍布世界，华人世界也形成一个国际，那些在异国的华人，他们读中文是天经地义的。
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能走向世界，能被全世界所肯定，所欢迎，作家也是。但是你的语言能不能够进入世界的视野，跟你的语言是不是被普及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都在学习英语，在中国，俄罗斯，很多人都在学习英语。我们说中国人13亿人在学英文，但是倒过来，外国人绝对没有13亿学中文，在西方大概有3000万人在学中文。英文为什么这么强势呢？跟19世纪的大英帝国有关系；跟20世纪美国的力量有关系，中国如果将来能够成为强国，到那个时候，中国文化一定也能走出去，中文也一定能够传出去，到那个时候中文文学不需要借助翻译也能被西方人阅读。就算不翻成英文，不翻成法文，很多人会看我们的中文，那进入世界文学的机会就更大。
许多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他只要把自己的母语写好了，自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诸公就会读了。可是中国文学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一直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奖。如果将来我们的中文能够传播得更远的话，中国的作家就会拥有很多的读者。
记者：你感觉中文写作在外部有交流的困难吗？
余光中：我是在用中文来写作，中文就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国文化要靠中文来传承，没有了中文，中国文化就很难保存下来，很难流传开去，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个很大的圆，这个圆不晓得心在哪里，因为太大了，那么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文，半径有多长，圆就能画多大，中文写作能好到什么程度，中国文化就能好到什么程度，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就能传播到多远。
记者：你怎么看世界上那些流亡作家，我们注意到世界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现实，有很多很重要的流亡作家。像俄国的纳博科夫、索尔尼仁琴，德国的托马斯－曼，像这样离乡去国迁徙漂流的作家，你怎么看？
余光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动荡，或者因为战争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一个写作的人离开故乡是常有的事情，像中国最早的诗人屈原，就被流放，像西方的但丁，从他的故乡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异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梵高是荷兰人，但他画画最好的时候不是在家乡，而是在他的移居之地。流亡也好，迁徙也好，移民也好，或者长期旅行、侨居也好，都不能说是本国文化的流失，应该看成是本国文化的扩大、延伸。肖邦是波兰人，但是他在巴成名，这件事是波兰的损失吗？你只能看到波兰影响力在巴黎的扩大，而不是缩小。
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就是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他的祖国。
编辑：
林馥榆
大风降温 中俄界湖冰层被刮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