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2017年，市民叶女士为女儿添了一个弟弟。 曹刚摄
“医生，我适合再要一个孩子吗？”第一次到普陀区妇婴保健院高龄备孕门诊咨询，44岁的陆女士开门见山。一见到林金芳教授，她马上激动起来，“林教授，我第一个孩子就是您给我的！8年前我宫外孕，您给我做的腹腔镜手术，术后给我用药，我才有了女儿！跟着您，我会有二宝的！”目前，陆女士积极治疗8个月，各项指标趋于可以准备受孕状态。
这样的病人，高龄备孕门诊遇到不少。2016年3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林金芳教授等专家的指导下，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副院长赵欣带领团队开展了普陀区高龄妇女孕前生殖健康现况调查和优生优育初探的科研项目。项目组发现，在项目指导干预下高龄女性的成功妊娠分娩率仅2%。在为二孩纠结的家庭中，到底“生不生”，爸爸似乎比妈妈更坚定一点。
图说：红房子医院门诊区，一名孕妇正在称体重。记者 刘歆 摄
不久前，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知行合一”社会实践队的9位学生历时3个月，按地区人口比例与行业人口比例对上海市已育一孩的女性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研，发放问卷 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901份，深入访谈40例。调查分析发现，个人喜好、丈夫期望对女性选择要二孩的影响程度较大；父母不能帮忙带孩子、多生无人照料、抚养成本、家庭经济压力以及生育行为风险是影响女性选择不要二孩的关键因素。
受访70后认为“政策来得太晚，已错过最佳生育时期”；80后则觉得幸福又纠结，心有余而力不足；90后认为，不想孩子体会独生子女的孤单，但不生也无所谓。调查发现，认为两个孩子更好的，约占整体的70.8%，绝大多数人理想孩子数量是两个，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也契合了多数人的内心对生育二孩的诉求。
家庭开支和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相关。日常生活开支约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1/2、1/6、1/8 的女性选择生育二孩的比例均超过50%，日常生活开支约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为1/4的女性选择生育二孩的比例仅33.6%。而在倾向不生二孩的受访者中，这一子项目差异不明显。
在对社会保障制度影响程度的调查中发现，选择“影响很大”的受访者占0.7%，选择“有些影响”的占21.3%，选择“一般”的占31.8%，选择“不太影响”的占30.3%，选择“没有影响”的占15.9%。由数据可以反映出不愿生二孩的受访女性中，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对其影响程度不大。
在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受访人群中，35岁以上的女性占了2/3，属于高龄产妇加上一半以上是剖宫产后再孕，孕产风险增加。80%的父母在考虑是否生育二孩时，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务因素，包括孩子入园、 升学的情况，婴幼儿用品质量，生活地区环境状况，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同时，母亲的精力、家庭社会经济情况、学前照护条件、父亲的精力等家庭状况也是影响因素。
原标题：民生调查|生二孩，妈妈们还有些啥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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