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孙洪涛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八十年代，一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随着电视剧《霍元甲》的热播而广为传唱，香港武侠片随之迎来了黄金时代，为华语影视作品推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创作了《霍元甲》《陈真》等经典作品的香港导演徐小明，也成为了香港影视的代表人物。一拳一脚、一招一式贯穿着他的侠义人生。
2014年，徐小明导演首次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专访。2016年的春天，我们在香港再次和徐导见面，一起饮茶、聊天，谈他的人生经历，聊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
香港电影人徐小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孙洪涛专访
徐小明：我从小就生在一个粤剧的家庭，我父母亲都是广东粤剧演员，我妈妈是花旦，我爸爸是文武生。从小在这样的家里长大，爸爸妈妈都希望孩子能承接他们的艺术，所以我五岁开始就已经跟父母学唱。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花旦叫凤凰女，在一次演出前，我就把他们当天演出的主题曲唱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惊讶，一个小孩子只有四五岁，为什么这么聪明伶俐，于是缘分就在那天晚上诞生了。
凤凰女就跟我谈话，问我有没有读书，我说我没有，家里很穷。她又问戏是谁教的，我说我妈妈教。她马上叫人把妈妈请过来，请过来之后跟她说，你孩子有这个天分，你介不介意他就跟着我了，我来带他。我妈当时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很穷，少一个孩子的负担对家庭来说轻松很多，而且有这么一个有名气、有艺术修养的艺术家收我为徒。快得你都不相信，我当天晚上就跟她走了，见面才两个小时，我就开始在凤凰女家里学戏了。
她当时聘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京剧老师，叫王明楼，这位老师是演员江汉先生的岳父，王小燕的爸爸，是非常有名的演员。我从那时起就接受正规的训练了。因为凤凰女除了演出舞台粤剧，同时还是个电影明星，所以我就是这么一个机缘，被带到电影圈里发展了。
记者：那之后怎么当上导演的？第一次导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
徐小明：导演生涯应该是从我当武术指导开始的。我从小当童星，长大一点之后，我身材不高不矮，演小孩子的话太大了，演成年人又不够成熟，那段时间很尴尬，我就安安静静地读了几年中学。到了中四，这里叫高一，我家里起了很大变化。我家的经济支柱是我大哥，他一个人赚钱维持整个家庭，那年他刚刚结婚，不能负担两个家庭，我就在这一年跟我妈妈和大哥说，我说大哥你辛苦了，你带着我们一帮姐妹兄弟带了这么久，你也该暂时放松一下，这个担子由我来挑吧。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到武行当武司，中学还没毕业，还差一年，我就出来工作了。当时选武行也不是我老早想到这个行业，是因为我从小在舞台上面学了基本功，翻跟头等一些地毯功，加上我从小对武术非常感兴趣，那个时候练武术。我没有想过会在这方面有发展，对我以后的发展是这么有用。
做了一段时间武行，我慢慢地升上去，当了武术指导。后来我跟成龙、元奎导演三个人合伙当武术指导，拍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邵氏兄弟的一部叫《四皇一后》的电影。那个片子不是我们完完整整拍的，当时片子拍了一半左右，导演不太喜欢原来的动作风格，就找到我们几个年轻人，希望我们有创意。我们也没有令他失望。当时我们三个小年轻，都希望在事业方面能够再跨出一步，所以很用心看剧本，想这些动作怎么拍。其实这已经是武打片的导演工作了，我们就是凭十几年武行的经验，去设计跟创作，拍摄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我就迈出了导演的第一步，后来当了没几年武术指导，武打片起了很大变化，突然之间武打片大家看腻了，看了二十年了。那时有一些导演拍喜剧、风月片，最厉害的是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李翰祥导演，他拍的风月片不需要这么大的本钱去搞武打场面，竟然破一百万、两百万票房，邵氏公司就认为大家对武打片审美疲劳了，应该多拍那些片子。
这样我们武行所有人都改行了，很苦。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我几乎一个月才工作两三天，工资根本不够我整个月的开销。所以那时很多行家都改行了，有一些当公交车司机，摆小摊当小贩的也有。我当时跑到工厂里面去当工人，为了多赚点钱，晚上也会做一些表演，在舞台上面打把式、翻跟头、耍狮子给游客看。
几年以后，突然有一个非常好的转机，就是李小龙从美国回来了，他让武打片重新抬头，我就重新投入到电影行业。几年以后，1973年，我到了电视台当演员。非常幸运的是，当时的电视台老板非常喜欢培养年轻人。但我也思考，在幕前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去幕后发展，去学习。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能不能转到幕后发展。老板就跟我说，小明你怎么有这个念头，现在你已经是电视台三大小生之一了，你挣的钱够多了，可是你转到幕后的话，只有几百块钱的薪水，电视台不会花一个幕前当红小生的工资去聘请一个副导演。他说我知道你在电影里面非常有经验，可是电视是电视，电影是电影，你在电视台工作的话，必须从底层学起，不能一进来就当导演，我希望你从副导演开始学一些基础工作。我说我愿意的，可是他不相信我愿意放弃演员丰厚的工资，去当一个只有几百块的副导演，可是我真的愿意。那个老板一看，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说我老是想到国外去深造，多学一个电影的专业，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国外读书，留在香港的话，我赚不到的那些钱就当学费了。老板非常感动，他说好吧，下个月你就转过去吧。
两个月后，我几乎就全身投入副导演的工作。1975年，那时我的月薪本来已经有几千块了，突然之间变成八百块，咬咬牙过了差不多九个月。本来有机会升职，老板问我这九个月锻炼得怎么样了，我说不行，我还要多待三个月，因为我希望在美术部门多学一点东西。
在1976年，我就当导演了，我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叫《牛精良》。那个片子本来是一个抗日题材的连载小说，我非常喜欢那个人物，所以就挑来拍电视剧。本来预算是拍三十集的，没想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一拍就翻倍了，拍了七十集，那是我在电视台里面的第一个作品。
记者：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第一次做导演？
徐小明：我第一次当动作导演的时候，手下的人才不足，因为你刚刚当上武术指导，大多数武师不会跟你。当时我和成龙、元奎我们三个合作的时候，刚上来手上就只有一部片子，要找武师为我们排动作的话非常困难，所以变成好多动作都是我们几个人做，替身也是自己，你来替我，我来替你，什么都自己来。很多导演看见我们这么卖力气而且有创新，都被感动了。那时我们就有一种相互扶持的精神，团队的精神，这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牢固。
后来当导演，在拍摄上我基本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在电影圈长大，对于拍摄的了解真的好像与生俱来一样，操作比较成熟。不过当时电视台的资源很少，跟电影不能比，所以拍完《牛精良》以后，我就说再也不拍武打片了。因为对我来讲武打片是非常专业的，我把它当作一个信仰，不能破坏了，当时的情况满足不了我对武术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不拍了。
后来我专拍文戏，拍一些史实片和警匪片，就是不拍武打片。到1978年左右，公司面对竞争，希望打开一个新局面，专拍武打片，第一个就想到我。我说了我不拍，他说不行，这是电视台非常重要的任务，小明你这么有经验，不拍不行。后来我说行，我就只拍一部，和其他导演一块合作，我打头阵，开拍了当年的“丽的双变”，其中一个就是《天蚕变》。那个片子出来以后，轰动整个影视圈，收视率节节高升，我拍完《天蚕变》，马上抽身出来当监制、导演，还有编剧。
另外一个变就是《变色龙》，两个“变”的风格绝对不同，一个是武打片，一个是现代伦理片，讲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问题，很动人的故事，没想到那个片子也红得厉害，所以有“丽的双变”的雅号。那个片子直接影响了所有演员在东南亚的含金量，当时请他们去剪彩、登台，他们很开心，一些当红的年轻演员约都签满了。拍完那个片子以后，公司就奠定了一个武侠片的基础，给了无线电视台很大的压力。无线电视台也跟风拍武打片，可不太成功。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工作拍一些现代片，之后拍的《大地恩情》，又是一个收视率的高峰。
后来无线一直在想怎么攻破我们武打片的情况，最直接的办法是高薪聘请两个负责人。他们被请过去之后，公司马上就紧张了。大家很担心会影响观众对丽的电视台在武打片上的信心，当时公司开了很紧急的会议，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办，江湖上还有谁可以请过来拍武打片。
当时要请的话，肯定要从电影圈里面挖人才，可是那时候是香港武打片的黄金年代，谁都不愿意到电视台工作，拍电影赚得多嘛。后来公司就说，小明你推都不能推的，你要为大局着想，你来领军，你来掌舵，我们就把武打片这个重任交给你了。我的上司也是我的好朋友不断劝我，你不要这么执着了，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做。终于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我也知道不应该推的。当时我跟公司说，我能不能提一下条件，题材由我来定，剧本由我来抓，武打片的风格由我来设计，这样子我才有信心。另外，如果武行的水平达不到要求的话就要外聘，公司这个时候也没办法跟我讨价还价了，他说行，只要你愿意拍，就满足你要求。我说行，我就接任了。
第一个题材我想了很久，当时我就想到《霍元甲》。《霍元甲》一提出来，他们很多人都反对，说拍了好多次了，都是失败的。我说有信心令观众眼前一亮，看到跟过去不一样的风格。以前的风格都是古装飞来飞去吊威亚之类的，那些对我来讲已经过时了。我说以前失败的原因是导演和编剧没有把霍元甲的精神写出来，他们写的不是人物，他们只是写一些武功，没有把一个大侠、一代宗师和民族精神写出来，我必须强调这个精神。如果把精神写出来，我敢担保观众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满意。武打方面，我采取的就是实打实的风格。公司讨论后提出反对意见，观众都已经接受了古装飞来飞去吊威亚那些，你突然间要改变，公司觉得这个赌注很大。
当时公司买了古龙的很多小说要我拍，我一一拒绝了。我说已经说了，题材我定，你们不能影响我，如果一定要介入的话，那就另请高明。公司也感觉时间很紧张，只能答应我的要求。那段时间我就埋头苦干，把《霍元甲》那个片子筹备起来。终于到播映了，不仅没有令公司失望，而且在香港和东南亚火得不得了。《霍元甲》放映只有两个礼拜，就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香港几家大学都请我去交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应？香港观众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打动人心的、有爱国情怀的影视作品，香港人可以从中看到“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后来在中国内地播映，反响更大。从1981年开始，这部戏在全国各省轮流播放。
我感觉自己的使命更重了，原来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的责任不是为了赚钱，最重要的是观众看完能够得到什么东西，那才是我们创作人应该去好好考虑的，到现在我还是这种观点。我感觉现在的年轻导演都是追商业的方向，除了追这个方向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目标，这让我感觉很失望。是不是有意义的电影、电视剧就一定没有观众呢？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记者：在您的作品里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色，不管是电视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不管是监制的还是导演的，甚至您自己参演的，我觉得您的作品里就是有一种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我特别好奇，您的这份情怀从何而来？
徐小明：我的父母是广东粤剧演员，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那些粤剧，一些前辈也常常把这些知识、这种精神灌输给我。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很土气，可是反过来想想，教你要爱你的国家、你的民族，要对父母孝，对朋友讲义气，要信守承诺，可能一点也不洋气，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教坏你，它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去弘扬？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我感觉做一个导演，或者做一个创作人，应该用我们仅有的能力，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无论当导演还是当编剧，都不断地把这些精神渗透在我的作品里面去。
记者：您曾经说过，武侠电影不光是靠其中的动作，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武侠精神。那什么才是您心中的武侠精神呢？
徐小明：可能很多观众都知道，“武”跟“侠”最重要的都是精神。但我认为，“武”就是一个点缀的东西，“侠”才最重要，因为侠气跟侠的精神不一定是有武功才有的。尽管你是一个文人，或者路边一个平凡的人，你有侠气的话，就可以比一些武功高强的人强很多了。所以我感觉武打片或者武术片等等，动作只是我们点缀的东西，最重要是当中的人物情节、故事等等，有没有侠气很重要。
记者：您从小的这些经历对您的“侠气”和您电影当中的这种武侠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小明：其实对我整个做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我的影视作品当中，我非常想把我们中国的那种侠气的精神、武侠的精神带给观众。你想想现在，老人家跌倒在地上，或是有一个女士被人家欺负了，要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要是没有那种互助精神、侠气的精神，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教育，最好能用一些影视作品去教育年轻人，令他们也意识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个责任就是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的侠气。
记者：您怎么评价功夫片对香港的电影电视，乃至中国电影电视的意义和价值？好像在世界电影的大家庭里面，功夫片是独树一帜的。
徐小明：在我们中国这么多的题材中，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很独特的一个题材。每个国家都有武术，比如说日本有空手道，还有外国的拳击，都可以发展很多故事。可是中国功夫片，或者说动作片，我们就叫功夫片吧——功夫片比较贴切一点——有这么多的门派。外国拳击就是拳击，没有什么我们的鹰爪、螳螂、少林、武当。中国武术中还有潜在的宗教信仰，比如说少林是佛家的，武当是道家的。我再加上我的另外一个看法，俗家的功夫就是精武，精武是没有门派的，它是包括了中国各种类型的传授，传授的是风格，并不是传派。所以到霍元甲，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宗师过来，包括了我们民间各门各派的武功特色。
国外非常喜欢看我们中国的武术片、功夫片，什么醉拳、蛇形刁手、咏春，他们搞得糊里糊涂的，可是故事简单、好看。他们不懂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有历史背景很难理解。可是如果有身体语言，打得精彩，再加上很简单的故事，他们就会很容易接受。所以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功夫片占了很大的比例。当时香港电影的年产量最高可以达到四百多部，包括能上影院的院线片，还有一些不上院线，都是发售海外版权的，家庭影院也有一百多部。一般来讲，都有两百部到三百部。我们出口片的数量，仅次于好莱坞，我感觉是很骄傲的。现在拍功夫片的人才确实是少了，你看现在还活跃的都是我们这种年龄的，无论是武术指导、武术导演，还是拍这种风格片子的导演，很少有新一辈的。目前在内地也没有拍功夫片的代表性人物能够带动功夫片发展。当年在香港有好多，比如像成龙、洪金宝、程小东、袁和平，还有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还很吃香。可这让我感觉到有一点难过，因为这说明有成绩的年轻人并不多。
记者：是这样。
徐小明：我感觉，功夫片真正重要的是那种精神，并不是穿着和动作好看不好看。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霍元甲》，大家不要仅仅当做一个武打片来看，它的人物、故事情节，霍元甲的整个命运，都非常吸引人。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把故事创作好，然后再把那些武术、功夫点缀上去。现在好多片子是倒过来的，先把功夫装进里头，把故事、人物放得最轻，所以慢慢地功夫片就沉没了。我很希望，千万不要把这么好的一种风格、一个片种消灭掉，应该培养人才。我现在正筹备一个功夫电视剧，很愁，演员不好找。
记者：你觉得那个年代，香港的电影和电视给今天内地和香港的影视业，留下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
徐小明：你看央视或者某些电视台把那些老的作品不断重放，收视率不见得很差。
记者：对，甚至会非常热。
徐小明：比如我的两部电影《海市蜃楼》《木棉袈裟》，不断地在一些电视台放映，每年至少放两三次，这让我感觉到经典的价值，可以不断地重复，勾起你的回忆，也有机会把那些东西呈现给现在的观众。如果那些片子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精神，也就不可能重复放几十年。经典片以前比较多，现在片子的产量多了，但经典片却少了。
我感觉武打片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它有刺激的动作场面，不会让大家觉得沉闷，而且功夫片往往存在尚武的精神、武侠的精神，这正是观众所需要的。打抱不平、为民除害，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国家，这种精神都是需要的。现在也有不少动作片，可是大家往往都很怀念当年的那些功夫片，所以我说，千万不要丢失了最重要的那种精神。
现在的年轻导演，实际上已经忘记了拍功夫片的基本技巧。他们总是在想用怎样的角度把动作拍得漂亮，而忘了前面的铺垫，就是为什么要动手。武术指导也一样，以前我们武术指导跟导演合作时，必须要理解剧本，跟导演去商量人物的打法是什么风格，是很雅的打法呢，还是很野蛮的打法，还是很睿智的那种打法。但是现在没有，我看所有的功夫片都是一个打法，就是把动作堆砌上去就算了。我感觉真的应该要参考一下过去的打法，再结合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法。武侠的精神应该再提倡，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觉得现在的功夫片、动作片里面没有那种精神，也就缺乏了教育的理念。这种社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而是应该从日常休闲生活中，从电视、电影中学习，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好的功夫片是带有教育意义的，振奋人心。很遗憾，我可以大胆地说，近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我都没看见过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片子。
记者：除了武侠片之外，您还曾执导或监制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李米的猜想》《古宅心慌慌》等等。为什么会尝试这些不同风格的影片呢？
徐小明：作为导演，我感觉应该尝试不同风格的电影。在我还没拍武打片的时候，我拍了很多写实的片子，还有家庭伦理片和一些带有乡土味的片子。比如香港和东南亚的观众记忆很深的一个作品叫《大地恩情》，那个片子打破了香港整年的收视率纪录，而且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侨胞。他们看了那个片子以后感动得流泪，因为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他们的先辈从广东一带出国去谋生的故事，这些影片里面都没有打斗的。
我还拍过很多警匪片，都是来自一些写实的记载。只不过我拍了武打片以后，大家更喜欢我的武打片，所以投资人都不考虑我的其他作品，都说小明还是应该拍武侠片。既然是这样，我也接受，反正这类的题材风格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
记者：以后会不会去尝试其他没有尝试过的题材？
徐小明：会，我是一个不断尝试的人。比如说最近，我放下手头一些工作来写广东粤剧。我虽然从五岁开始学粤剧，但从来没写过粤剧。电视、电影我都做过了，舞台剧也做过，就是没写过粤剧，我想尝试着把这个空缺弥补上。
记者：将来再做电影的话，您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徐小明：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和理念，我认为电影是雅俗共赏的。我希望我的电影除了票房高，更重要的是观众认同你的故事。往后的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多拍几部电影，不管观众喜不喜欢，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听听徐小明在讲什么。
记者：还是那么想做导演吗？您其实各个领域都做过了，是更愿意做导演还是做制片方？
徐小明：我喜欢当导演，我喜欢创作，所以我希望有机会拍一两部戏。比如说现在“一带一路”这么热门的话题，好多人都希望我再重拍《海市蜃楼》，我确实有这个冲动，也正在努力，看看能不能完成我这个愿望。我拍《海市蜃楼》时就喜欢“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所以当时从甘肃一直跑到吐鲁番，沿途一直拍。从1987、1988年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应该在这个片子里面加上新的元素了吧，可以重拍的。
记者：您很早就进入了电影行业，跟内地的电影界也有很多合作。您最早到内地拍戏时，当时内地的条件怎么样？
徐小明：当时真的比较艰难，所以当我决定回内地来拍片子时，香港很多人都笑我，他们说这么苦的地方你还要去，等着吃苦头吧。我说会有什么苦头啊，他们说到内地去拍电影，你会“三才”全缺。什么是“三才”全缺？第一是没钱财，当时市场还没有开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根本是没钱赚的。第二呢，是没人才，那时内地电影的产量不多，人才也很少，特别是动作片。第三是没器材，当时我们拍戏，器材很重要。所以他们说，一个人才、钱财、器材全缺的地方，你去干嘛？后来我就说，这才显得我们宝贵啊。我说我们香港电影的老前辈都是从内地来的，他们把很宝贵的电影经验带到香港来。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们的底子是比较厚的，而且我们当时拍武打片确实比较成熟，我也希望把我的团队，把我们拍摄武打片、动作片的经验，带到内地去。所以1982年我就到内地来拍第一部电影。确实很苦，同行跟我说的确实没错。可是我想，我们香港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艰苦的，也是什么都缺，可是也都熬过去了。我拍完第一部片子以后回去，就很大胆地跟我的同行讲，我说我会坚持这个方向，将来内地的发展肯定会更快，会有用之不尽的人才。
记者：现在内地的电影市场跟当年很不一样了，2015年全年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四百四十亿。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徐小明：我非常高兴。现在四百四十亿的票房里并不是一个最高峰的数据。因为现在的观众主要是沿海的大城市和一些二三线的城市，才几千万人，就已经达到了四百四十亿了，但是我们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样来看观众的比例真的太小太小了。要是将来国家的政策更加开放，题材的选择更多，年轻朋友接触更多好的题材，电影的生命是比较长的。同时，影院越来越多了，影院多、银幕多意味着我们收益的渠道更多。我看到现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内地有六千多家影院，大概三万多块银幕，应该和美国差不多。可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我们发展到六万块银幕的话，我们的票房就会超过美国的一倍了，而且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因为现在所有年龄的人都爱看电影，我非常看好我们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
记者：但是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比如说有的人觉得现在这些电影的创作不像您当年那种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创作，您怎么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徐小明：确实有这个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行业都有问题。比如说老板、投资人，他不像我们以前的投资人、电影老板或者导演编剧，我们是引领潮流的，但是现在反过来，大数据显示观众喜欢什么，就拍什么，这样创意就没了，只能跟风。这对于我们搞创意行业的来说是致命伤，我们以前拍电影都希望能想到与众不同的题材，并且不断地创新，不会让一个风格的电影拍得模式化。
现在很多电影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我一直都不同意。他们认为现在的观众主要是年轻人，所以编剧和导演都关注年轻人爱看什么，他们爱看什么我就拍什么。可是难道我们中国十三多亿的人口就只有这个年龄段吗？你想想看，要是我能争取一亿观众进场的话，我的票房是多少钱？如果平均一张票一百块钱的话，一亿观众就是一百亿；五十块一张票的话也有五十亿。为什么大家会忽略了其他年龄层的观众？我们要百花齐放，才能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制片人、导演、编剧应该考虑到，电影应该是我们在前头，让观众跟着我们走，这才是我们正确的路线。
记者：所以电影创作还是应该有坚持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和内地未来在电影上的合作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徐小明：合作的地方很多。我1981年、1982年刚到内地的时候，人才没有、器材没有，钱财也没有。可现在不一样了，内地人才好多，比香港多得多。内地的电影器材比香港都要新，更新换代得太快了。香港现在跟内地合作的话，最重要的是香港的市场经验、国际视野和我们永不言疲惫的创新精神等等，我感觉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复兴号”：中国标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