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罗武
梁凤仪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商业上，她首次创业即开先河，引入菲律宾外劳，为万千香港家庭提供服务。在写作上，她则是华语财经小说的开山鼻祖，已出版超过一百部作品，不断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在接受记者的专访中，她回顾了人生当中的几个重要节点，有坎坷与不幸，也有机缘和幸福，这位事业和文学上的双重女强人始终在用勤奋和智慧铸就着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香港企业家、财经小说作家梁凤仪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罗武专访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最自豪的就是能同时处理好事业、文学和家庭三方面的事情，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梁凤仪：最重要的就是要定下一个目标，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很努力地去做，成功的机会就能超过百分之六十。之所以是百分之六十而不是百分之百呢，因为总有一些机缘巧合。不过一个人的努力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当你认准目标去做，想尽办法去做，不可能获得低于目标一半的成就，所以我的公司的名字叫“勤+缘”，意思就是勤奋加上机缘等于成功。处理事情的方法很多，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二十四小时，别人也会问我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为什么能做得到一人分饰三角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想做到，就会想尽办法去做。每个人的勤奋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大部分人吃完晚饭后都会选择放松一下，看一下电视或者做其他娱乐活动，这就占了很多时间了，你可不可以牺牲掉这些娱乐时间呢？你可不可以周六日不出去玩，不睡懒觉呢？这就是第一个方法，也就是你能控制的“努力”。而对于做事情本身，虽然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心意”是无穷无尽的，是没有限制的。那“心意”怎么帮助你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别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做职业妇女的同时还能兼顾家庭？其实所谓兼顾家庭，与家人共聚只是一个方式，但用心来兼顾一样能够被欣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当你很忙的时候只需要发一个whatsapp或者SMS就可以问候家人，跟他们说“今天很忙见不到面但是我很想你”，我相信家人收到这样的信息也会感到被照顾。这需要用心去做，只要真的用心就自然什么都可以兼顾到。你想要兼顾所有事情，就要想办法，不可能一定做不到的，所以我说成功率一定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能不能到百分之百要看你的命运或者当时的机缘。
记者：说到命运，回顾梁博士您的成长经历，我知道您在十六岁准备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家庭条件不太好，甚至要靠卖房来供您读书，这段经历对您的影响大吗？
梁凤仪：影响非常大，影响不在于当时而在于以后。我出生的时候家庭环境应该算是相当富裕的，之后家道中落，到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父母就得决定是否要卖掉一层自住的房子来资助我继续上大学，当然最后的决定毫无疑问就是把房子卖掉，然后去申请当时香港的廉租屋。和现在不大一样的是，当时住在廉租屋或者申请廉租屋的人都被认定是穷困家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十六岁的我并不懂得欣赏或感激父母这样的决定，甚至会觉得我从自住的楼宇搬到了廉租屋，就像额头上被刻了“贫穷”两个字一样，觉得很不开心，所以我当时就闹情绪，经常不回家，就住在大学宿舍里。但随着自己日渐成长，我慢慢体会到贫穷不仅不是一种羞耻，而且还是一种骄傲。因为一个有钱人所拥有的条件一定比一个贫穷的人好得多，而我作为一个穷人，到今天能和这些有钱人在财富、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等各方面都能平起平坐，这等于我更强，因为我的先决条件差很多。所以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信心后，他是不会介意甚至会特意告诉你我以前很穷的，因为这是一种骄傲，我是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当我有了这种领悟后再回想以前，会发现父母其实是有很大牺牲的，因为所谓贫穷实际上是父母所背负的负担，而不是我们这些子女。比如说我妈妈，她是一个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女性。在我记忆中，她在我们家搬去华富村（廉租屋）之后几乎每天都在吃隔夜菜，而我和爸爸却从来都不吃隔夜菜。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妈妈认为女儿要成长，要丰衣足食，要给她信心，丈夫在外面要够体面，所以妈妈一直在尽量减轻我们的压力。作为一位纯粹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要面对的顶多也就是被邻居或亲戚看不起，大不了就不来往，而为丈夫和女儿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才是她的人生目标。我爸爸在社会上做事，从来都是衣着光鲜，我也一样。对于我个人来说，除了居住的环境是在华富村以外，基本上算是在大学同学中比较富裕的，我的零用钱比其他同学都高，当年是1965年，我妈妈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是两百块。
记者：当时其他同学的零用钱大概有多少？
梁凤仪：我想最多就一百块，甚至还要出去帮别人补习。两百块是完全足够的，但是因为我花钱多，常常请同学吃饭，所以我经常会花完，而且我记得一到月底我肯定要让爸爸再多给我一点零用钱。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为电视台写剧本，这个时候就非常富裕了。
记者：丽的电视台？
梁凤仪：对，当时在丽的电视台，八十块一个星期，一个月我可以有二百四十块收入，如果再兼职做一些节目编排工作，就更多了。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最高也就八百块，而我每个月赚的钱再加上父母给的零用钱也已经超过八百块了。所以话说回来，我现在最感恩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尤其是我妈妈，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让我懂得要不就别结婚，一旦结婚就做一个传统妇女，以家庭为重，如果你不能够兼顾家庭的话就别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实在无法兼顾，就必须要考虑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像传统妇女般以家庭为重，就不可以因为别的事情影响到家庭。当然如果你有别的想法，认为现代妇女就应该以事业为重以家庭为次，这种选择也不是错误，只是个人选择，但是你的家庭会受到影响，你的婚姻会受到影响，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记者：您早期的时候是否也遇到类似的困难？
梁凤仪：早前的时候确实可以算是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的第一段婚姻之所以失败，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另外就是两个人有了深厚的感情却缺乏生活上的共识。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我是否能到社会上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得到对方的认同和支持，对方在我事业发展得很好的时候是否会失去信心。这里说的失去信心就是当妻子的事业发展得很好的时候，丈夫是否会觉得自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一旦失去信心就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责任，需要两个人共同负责。我为什么会让他失去信心呢？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当我工作很忙的时候可以打个电话或者留张纸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你告诉他“其实我真的不想去应酬客户，但是老板要求所以没有办法，我会想你的”，类似的这些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因为没有去做，从而让丈夫失去了信心，影响到婚姻，这就被迫变成事业和家庭的选择了。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我需要什么，如果你现在问我，如果工作会影响到家庭，我会怎么选，我当然会回答你，我选择家庭。
记者：您1972年去了英国，1974年又到了美国，在这期间基本上都是过着半工读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辛苦吗？
梁凤仪：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所以要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家庭，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但因为结婚了，就不想再问家里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去打工了。不过所谓辛苦，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怕的。辛苦分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上的承受力，另外就是精神上的承受力，而年轻人这两方面都很好。比如我那时在英国，我又在图书馆工作，又做培训，既要赚钱也要照顾家庭，当时感觉很愉快的。在美国的时候，我甚至要去别的州的餐厅打工，因为在自己所在的州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在餐厅打工做侍应很辛苦，我还要每天做两轮。其实餐厅只是请我做一轮，但我都主动申请做两轮，从早上六点的早餐时间做到下午四点，再从下午四点做到晚上12点，也就是从下午茶、晚饭一直做到宵夜。忙完这些工作之后还要在睡觉前帮忙写信。当时从中国过去的厨师都不识字，我就帮他们写家书，对此我是很享受的，因为每一封家书的情况都不同。有时帮他们写情书，写给他们的妻子，当时反应很好，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妻子会觉得从来都没有收到这么感人的信，写得这么好，感到很开心。所以只要在精神上愿意做，你就一定会觉得开心。体力上就没什么所谓了，十二点开始帮忙写情书，写到凌晨两点，然后六点起床，睡四个小时一样没问题，因为体力上能负荷得起，所以我觉得年轻是最宝贵的资产。
记者：外界评价您的时候都会认为您是双重女强人，一方面在文学上，另一方面在商业上。对您自己来说，商人和作者，您更偏向于哪个定位？
梁凤仪：其实定位主要看自己的个性。我以前也多次说过，我不敢称自己为作家，不过现在很幸运成为了一名作家。为什么现在才算是一名作家而不是一个写作人呢？我记得倪匡老师曾经说过，你要成为作家就一定要成“家”。什么叫成“家”呢，就是如果我拿来一本小说，不看作家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金庸的小说，或者是梁羽生的小说，这个时候，这几位作者就真的成“家”了。
记者：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梁凤仪：这就类似武侠片里的门派一样，我写了这么多本财经小说，也算是“家”了。当然这是倪匡老师的定义，并不一定全对或者错误，但我非常尊重倪老师，我觉得他经常都能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其实成为一名作家，几乎是无法选择的，我再套用一个倪老师的观点。很多人对他说：“倪老师，你科幻写得那么好，能不能教我写作？”倪老师都会很幽默地说：“不教!”“为什么不教呢？”“没法教！”其实倪老师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几乎都是天生的，如果你的天赋里没有那种艺术细胞是根本教不来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父母真的很栽培我，什么都让我学，让我去学钢琴，结果六个月后我的老师主动让我别再学。他说：“凤仪，你不要再学了，这是浪费时间，学了半年你还是经常听不准音。”我确实是那种唱歌也经常走音的人，对于音乐这方面我是真的没有天赋。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写作，我承认我有这样的天赋，天赋不是功劳，我没有音乐天赋但是有写作天赋，我写得多写得快，又很努力，还有兴趣在这方面发展，碰巧拥有一个平台，因此取得成绩，就是这么简单。我始终都是一个文学的过客，我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作家，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拥有两种事业，只不过刚好我的第二事业是“吃群众饭”的事业，所以容易出名而已。商业比较接近我的个性，我喜欢活泼，我喜欢人群，我喜欢做商界里所谓的项目，一个项目的成功会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其实我是喜欢做企业的。
记者：您刚刚提到你在写作上写得多写得快，从数量上来看您确实是一位高产的作家。您平常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还是随时随地都能写？
梁凤仪：一两年前的时候，我真的随时随地都能写。但最近这一两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已经宠惯了自己，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写作。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跟客观条件有关。当初写作是从写报纸专栏开始的，每天都有几个专栏要交稿，不交就只能“开天窗”了，所以就一定要写。
记者：就像每天交作业一样。
梁凤仪：对，就像老师叫你交作业你就一定要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是要做的，所以就养成了这习惯。再加上我一直是写作和事业双线发展，那我只能找一些时间间隙，一有空就写，不可能等到有灵感才写，这就构成了客观因素。除了写专栏以外我还和出版社有承诺，他们要出版，你需要交稿，这也是一定要写。当然年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克服很多困难。现在没有这些客观因素了，不用写专栏，出版社也不会催我们这些老人家，只要能交稿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心就开始散，写作也开始需要很好的环境，自己宠惯自己。比如我在2012年已经宣布我要写最后一个系列小说，是一部以1949年到现在的香港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但是在我宣布后一年都还没开始写，因为缺乏客观因素，我又不是写专栏，也没有答应出版社，我只是答应我自己罢了，今天可以写，明天可以写，放到来年写也可以。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又给自己找了些客观因素，香港贸易发展局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书展，我就跟他们说我今年有新书要参展。当他们为我做了大量宣传后我就不能不交稿了，最后果然就写出来了。我躲在加拿大，用四十四天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系列小说《我们的故事》中的第一本——《乱世佳人》，从1949年的香港写到1959年的香港。所以说这个客观因素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又开始不写了，现在也就写到了1962年，别人叫我出去玩我就出去玩，要忙商业上的事就先忙完再说，会有这样的情况。
记者：我们再来聊聊您商业上的事。您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读文学方面的专业，毕业之后也是在做编剧，在没读过商科的情况下，为什么回到香港后会想做生意？
梁凤仪：这是机缘问题，我的生意最初是从做菲籍女佣中介开始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经济支柱是很重要的。曾经有一件很刺激到我的事情，当时我和我第一段婚姻的丈夫各有一份工作，第一年我们发现没钱交税。这不是因为我们花销大，而是香港的税制规定工作第一年的时候需要预交第二年的税，我们当时没做这方面的预算，所以只能向父母借钱来交税。我突然就有个想法，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多书，但还是连交税都要依靠父母，这是第一个思考。第二个思考是如果我们的经济状况能更好一些，不仅仅能应付交税，是否可以置业买房，安居乐业，但这都需要赚到足够的钱，所以我觉得经济力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打工，未来十年的收入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呢？当你有这样的思想后你自然就会留意机会。当时我发现每次与女同学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谈论到同一个话题，都在问对方有没有好的用人可以介绍，我家的用人要走了，家里事情我顾不过来之类的，甚至说只要有好的用人，给多少钱都没关系。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这种气氛。
记者：需求已经变大了。
梁凤仪：那应该怎么抓准这个需求呢？正巧我发现在我们中文大学，那些外国教授全都在请菲籍女佣，因为一般的本地女佣不会英语，无法沟通。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渠道，自己去菲律宾找女佣，通过香港劳工署介绍过来，然后一个介绍一个，所以那些外国教授就全都请菲籍女佣。那时候有个教授跟我比较熟，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想做生意，那做这一行一定能赚钱。你看洋教授都请了菲籍女佣，我现在也要去请了，只能亲自去菲律宾请。如果你开一家中介，帮忙把所有手续都办妥，那你不就能赚钱嘛。”我当时一想确实是这样，既然我想做生意又不知该从何入手，这是个机会那就赶紧去研究一下。研究很简单，就买张机票飞去菲律宾，看一下那些外国人怎么申请，你就代他申请，然后收个佣金。很多人都愿意付这个钱的，谁愿意专门跑到菲律宾，又要挑人又要培训。于是我就开始着手做，并且制定了一项制度，比如别人请了我的菲籍女佣觉得不好可以换，还包括培训这些女佣等等，变成一种科学化的方式来发展，于是就成了一门生意。
记者：现在国家非常支持大家创业。您作为成功的创业者，对于香港和内地那些想创业或处于创业初期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忠告？
梁凤仪：对于创业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你的毅力和坚持，一定要去实践，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没有人会去代你做。我只能告诉创业者，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去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一定要想清楚。要衡量得与失，所以定位是很重要的。有了定位还要再加上坚持和毅力。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很辛苦的，但是你要告诉自己无论多辛苦我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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