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声走过十年，她的荣誉和影响不仅给我们这些参与者带来了自豪，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支撑，无论是仍身处新闻一线，还是散落于其他业务。当我受这本书的编辑之命写几句话的时候，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实在是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唯一可心安的是：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是以满腔热情，主动汇入了这场关乎央广新闻人尊严和理想的改革洪流。

　　在央广22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0年我是在时政记者和负责时政采访的岗位上，在这个很多业内人和圈外人都认为是不易出成绩、鲜能出彩的领域里，我和我为数不多的同事们，在中国之声大张旗鼓改革前和改革中，都一直在默默地自觉地探索，说起来并没有天将降大任的先见和豪迈，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不能输给我们的同行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不能放弃我们心底的新闻理想。因此，还是从业务说起吧。

　　2006年8月，在上海的中国新闻奖获奖者研修班上，我做过一个发言，那一年度，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有3篇作品同时获得中国新闻奖。有的同行，特别是跑过地方时政新闻的朋友会问：你们的稿子审过吗？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时政新闻绝大多数与同样具有采访权的几家媒体是有区别的，有些还是独家的。大家会问：你们这么做不怕出问题吗？其实，很多中央领导都是听广播的，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也听广播，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失误他们都会指出来。我记得那年有另外一个评奖，我的一篇作品被评为一等奖，但某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出异议：这篇作品领导审了吗？并非这位同志警惕性高，而是我们的送审制度实在是深入人心。并不是说审稿一无是处，作为被采访对象，尤其是当这个采访对象地位较高，一言一行可能产生大的影响时，记者采写完稿件，请被采访对象看一下，会起到核实事实的作用，使报道更准确、更全面。一些活动，像重要的国际会议，是禁止任何媒体进入的，这时，外交部发言人在会后对记者的新闻发布就非常必要。这些是业内人不言自明的道理。另外，一些重大事件，你随意删改恐怕听众也不会答应。但把送审当成不可逾越的规矩，把审定稿当成必须一字不能改动的通稿，却是不合时宜的。其实，早在2003年4月，中央办公厅就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指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过多过长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比较突出，干部群众意见较多”，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温家宝总理会见侯祥麟院士，中间持话筒采访者为作者李涛。

　　这就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送审。审稿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在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领域内还不会消失，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想，最重要的是媒体应该自觉打破这个制度。如何打破？首先报道必须是用事实说话，要经得起推敲，要让受众满意。我常跟我的同事讲，我们的报道必须做到四个满意：一是中央领导满意；二是业内专家满意；三是普通听众满意；四是自己满意。只有做到这四个满意，才不会轻易遭到批评，创新之路才会向前走。试想，如果我们的报道和电视台、通讯社播发的一模一样，那还怎么体现广播的优势？正因为我们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才会把时政新闻这块被很多人认为无所作为的园地耕耘得像个样子，园子里有花有草，有自己的特色，才会引起关注，受到重视。200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办公厅和总理办公室的负责同志通知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以采访总理在国内的考察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在国内的考察活动只安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这个决定让我们很受鼓舞，是对我们报道工作的肯定，同时也让我们倍感压力。但在一次随行采访途中，总理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明确对我说，你们的节目做得很用心，很活，有自己的特点，照这个路子继续做下去。这番话让我们释然，也让我们更有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