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网友在南充新闻网某论坛发帖，称某小区逮到一小偷。从发帖人的照片可以看出，该嫌疑人身穿黑色衣裤，胸前挂有“我是小偷”字样的牌子。17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顺庆区白土坝路的该小区。据小区居民称，当天听说小区保安抓住了一位偷电动车的女小偷，引起围观，自己当时看见一位中年妇女胸前挂着“我是小偷”的牌子，但是谁挂的牌子自己并不知道，随后派出所民警将该妇女带走。
小偷，当然没有人不痛恨。但一个社会的法治素养，却不只是表现在社会是否反对小偷的立场上，而更是体现在如何对待小偷上。抓到小偷，立即交给公安机关处理，这是法治社会公民的正常之举。可现实中，我们却见证了太多的对小偷“泄私愤”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即是如这起事件所示的，对小偷搞示众羞辱。
法治与人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我们不再以人的情绪和主观想法，去判定一个涉嫌犯罪之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而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由相应的国家机关来作出处理。否则，背离法律，任何伤害一个犯罪之人的做法，其实质也都是法外施刑，也同样构成犯罪。很明显，小偷尽管涉嫌违法，那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其作为公民的其它正常权利，对之挂“我是小偷”的牌子，就是一种不必要也违法的羞辱。
或许，那些身处事发现场的旁观者，在这种对小偷的示众中会感受到一种正义的快感。但从法治的角度，一个崇尚“示众文化”的社会，每个人其实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社会曾经历过一个示众文化盛行的特殊时期。由此带来的对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可谓教训惨重。从现实来看，除了很明显的对小偷挂示众牌的做法，小到人肉搜索的横行，对公开犯罪嫌疑人信息不加处理，大到公捕公判的难绝等等，都一再表明，我们还并没有完全走出示众文化的历史误区。而每一起案例，又都继续强化了这种社会失范的惯性。
如果认为对于一个小偷搞示众，是无伤大雅之事，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了，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推向违法示众的边缘。因为法治的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是平等的向每个人敞开的。今天可能是那个“招人恨”的小偷受到不正当的处罚，明天则可能是包括你我在内的任何一个人被不公正的对待。轻则可能是如小偷被发现后，不得不承受一块示众牌之重；重则可能是，成为冤案的受害者。
一个社会的法治与人文底色，恰恰看其对待弱者的态度之上。若一个犯罪之人，其正常的公民权利依然能够得到完整的呵护，若在未经法律审判之前，每个人都不能被认定为是犯罪之身，这样的社会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确定的正义庇护。而从现实看，要实现这一点，我们恐怕首先必须得承认每一名小偷都有不应被示众的权利。（郝昆）
习近平寄语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