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慧瑜
2016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转折之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12亿元，同比增长3.73%，而没能像往年那样实现百分之二三十的高增长。票房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上座率不高，国产电影品质仍有待提升。但在市场不温不火的同时，也有一些亮点值得称道。一是以《湄公河行动》为代表的主旋律商业大片热映，进一步印证了正能量和娱乐性并不冲突；二是《路边野餐》《长江图》《塔洛》等风格化文艺片获得广泛关注，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清新的文化气息；三是《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等纪录片电影走进院线，中国电影格局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包容性。
例如，去年国庆档上映的《湄公河行动》，改编自2011年中国公民在湄公河遇难的真实案件，生动讲述了中国警察到境外抓捕国际毒贩的故事。大陆硬汉张涵予、香港演员彭于晏分别饰演智勇双全的警察和卧底，二者组成的“喋血双雄”，不再沿袭“神剧”里赤手空拳勇斗歹徒的套路，也不是“小米加步枪”式的游击队，而更像是被先进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式突击队员。只是与好莱坞大片中动辄保卫人类的叙事套路不同，《湄公河行动》以爱国主义为底色。这种主动出击、境外作战、为无辜受害的中国人讨还公道的积极行为，彰显了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国家自信。该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斩获11.81亿票房。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与商业大片相比，主旋律电影市场相对低迷。但《湄公河行动》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主流价值观与商业片逻辑的融洽。这启示我们，寓教于乐，需要慧心巧思。
再如，近些年，魔幻题材成为国产大片的重要类型。2016年初上映的《美人鱼》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分别获得33.9亿、12亿的高票房，但品质和宣传、口碑和票房是否一致？值得深思。暑期档上映的《封神传奇》和《盗墓笔记》则暴露了中国魔幻大片的两大弱势：一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内部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人类与魔幻的对抗并不容易，因为探险、魔幻故事的内核更多地是现代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愚昧之间的关系，往往与西方殖民史和文明史观相关；二是中国电影特技跟不上，直接影响到魔幻电影的观影效果。在这种背景下，年底公映的中美合拍魔幻大片《长城》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故事中，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与两位西洋武士联合对抗怪兽饕餮的进攻，这样一来，长城便不再仅是中原帝国抵抗草原部落、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城墙，而是人类阻挡恶魔的屏障。中西文化虽有差异，但能达成共识、并肩作战，以人类的名义讲好故事，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另外，2016年还有多部文艺片闯进商业院线，虽然市场效应有限，但极大地提升了院线电影的内在品质。这些文艺片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涉及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的，例如《百鸟朝凤》《黑处有什么》；二是诗电影或哲理电影，例如《路边野餐》《长江图》《塔洛》；三是现实讽刺电影，例如《驴得水》《我不是潘金莲》等。从这些影片中，既可以看到大城市之外的农村、县城等偏远地区，也可以看到民间艺术的衰落、青少年的成长困惑等问题。不仅如此，有些文艺片还在表达着更新更美的中国故事。例如《长江图》，讲述了发生在长江边的两个时空交错的魔幻爱情故事，带有第六代电影的典型特征：一个丧父的孤儿，在一本神秘诗集的引领下，游览长江沿岸，体会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传说。该片超越了第六代电影的视野，把个人故事与长江这一高度象征化的大空间结合起来。这种文化寻根故事，不再是80年代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影片结尾处，主人公站在长江发源地青藏高原上回眸一望，出现了航拍镜头下的万里长江，一种让人振奋的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除此，还有两部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黑色幽默电影值得一提，这便是《驴得水》和《我不是潘金莲》。其中，《驴得水》试图回应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两个大问题，一是知识分子能否走向民间、与工农相结合，二是知识分子对庸众的启蒙是否有效。该片无疑给出了负面回答，一方面讽刺了满口崇高理想的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力的引诱和压迫下，沦落为蝇营狗苟的自私自利之徒；另一方面，女教师张一曼对小铜匠的启蒙、色诱，换来了被启蒙者的报复和羞辱，这也是8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精神的特殊想象。该片幽默中有酸楚，荒诞中见现实，被评论界誉为有态度、有思考的佳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喜剧电影更多的可能性、更大的发挥空间。《我不是潘金莲》则借村妇李雪莲的轴劲“现了一把官场的原形”，也顺便给各级官员上了一堂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特殊党课。这种对官场隐秘生活的窥视，与其说是导演冯小刚借主人公李雪莲的柔弱之躯来批判权力，不如说显示了冯小刚及“顽主”一代对革命年代反官僚主义传统的继承。
最后，2016年底还有两部纪录片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同时公映，给疲软的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色彩。其中，《我在故宫修文物》由同名电视纪录片重新剪辑而成，主要有以下两个看点：一是揭开了陈列在玻璃窗后面的罕见珍贵文物的神秘面纱，二是细致入微地讲述、展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工作故事和生活状态。片中，热爱文物事业的年轻大学生在师傅手把手的指点下认真学艺，享受着单调工作背后的深层乐趣，引起了观众对生活方式、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与《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静谧、安详不同，医疗题材纪录片《生门》表现了产科医生与命悬一线的产妇之间患难与共的人间真情。镜头不时投过窗口拍摄外面生生不息的长江，让观众在感受到“生门”之惊心动魄的同时，理解医生的敬业和母亲的伟大。
诸如此类。不难看出，2016年中国电影有了让人欣慰的新气象。虽然票房增速放缓，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回归理性的趋势，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充分说明，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观众不会轻易被华而不实的宣传所忽悠，而更在意并开始深入思考领会电影的艺术品质、文化含量和思想意义。票房压力，完全可以转化为动力，促使业界更加注重修炼内功、提升品质。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过于迎合和依赖青少年消费者，容易导致内容的幼稚化、风格的低龄化。随着多功能院线、数字银幕等硬件的提升，有望吸引更多中老年观众走进院线，倒逼生产更多内容精良、寓意深刻的严肃主题电影，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市场的百花齐放。（张慧瑜）
新政频出 2016科技创新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