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8日通报，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于2014年底收官，共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累累战果的背后，是我国反腐追逃的坚定决心和雷霆手段，还有“猎手”们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汗水。境外追逃战胜了哪些困难和挑战？当初做出“猎狐”决策部署有着怎样的背景？专项行动之后追逃追赃如何持续？记者采访“猎狐”行动组成员和专家学者，一一解答这三大问题。

　　“猎狐”难在哪？

　　“刚进入赌场就锁定一个赌客是追逃对象，我和队友一左一右坐在他身旁，苦于当地警方周末休息，心急火燎却也没法抓人。”回忆起2014年7月在乌干达的一次海外抓捕行动，办案民警孟晋形容内心经历就如“过山车”。

　　此次追逃对象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江苏籍老板李某。“猎狐”行动组掌握李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几个赌场活动的情报后，孟晋随即和同事前往抓捕。孟晋说，由于执法权障碍，他们只能等周一和当地警方一块行动，“还好李某再度在赌场出现，才顺利抓捕回国”。

　　除执法需要当地警方配合外，境外追逃与国内办案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办案人员不仅要面对文化风俗、办案理念等诸多挑战，还得克服语言沟通、时间紧迫、程序复杂等重重困难，如此才能顺利将狡猾的“狐狸”押回国。

　　半个多月前，深夜还在办公室加班的女民警夏小末，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一名外逃嫌犯在越南胡志明市落网，24小时内必须前往押解。根据很多国家法律规定，协助中方抓获的嫌犯只能羁押24小时或48小时，超期必须释放。

　　完成办理出境、联系航班、翻译文件等准备，夏小末凌晨三点直接从办公室赶往机场。赶到越南连夜办完所有手续，押解到嫌犯后立即乘坐清晨五点航班回国，“这样披星戴月、争分夺秒地连轴工作，早已成为行动常态”。

　　在海外执行抓捕、劝返、押解任务时，各类突发因素往往不期而至，给“猎狐”行动带来诸多挑战。公安部“猎狐”行动组成员郝言一次在印尼移民局接受外逃嫌犯移交时，突遇当地议员干预阻挠，此时离回国飞机起飞仅有5小时。

　　“外逃嫌犯晚一天押解回国，不仅浪费办案经费，也可能突生意外。”郝言说，他随即单独与嫌犯面对面交流“攻心”，介绍政策，动之以情。在外方官员见证下，劝服嫌犯签署自愿跟随中国警察回国自首书，顺利将其押送赶上登机。

　　为啥要“猎狐”？

　　“第一女巨贪”杨秀珠隐姓埋名出逃荷兰、“金融裸官”高山东窗事发潜逃加拿大、浙江女老板俞优静涉嫌巨额诈骗卷款外逃非洲……一系列“外逃贪官”和“跑路老板”频频触动公众神经。

　　“一个逃犯，其背后牵动着司法公平正义的天平。”公安部部长助理、“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孟庆丰介绍，“猎狐2014”行动大背景是依法治国和反腐倡廉。经济犯罪案件发生以后，犯罪嫌疑人能否缉捕到案，牵涉到整个刑事诉讼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牵涉到人民群众所要求的公平正义能否实现。腐败分子不能被抓回并受到应有的查处，对反腐败斗争就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孟庆丰同时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对腐败分子的境外缉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了这方面的工作。公安机关作为执法部门，有责任、有义务通过加强境外缉捕工作来服务反腐败工作大局。

　　“实施海外追逃追赃，也是完善我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志军告诉记者，跨国腐败是一种全球化病毒，不仅导致巨大财产损失，也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人民切身利益。猎狐专项行动发出鲜明信号，贪腐人员无论逃到何方，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专家指出，一批“卷款跑路”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押回国，无形中也在对企图靠诈骗、吸储等非法手段“暴富”外逃的老板敲响警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海外追逃有助于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增强公众对市场秩序的信心和敬畏感。

　　境外不是“法外之地”，更非“避罪天堂”。记者了解到，自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来，已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司法多措并举，中国的追逃追赃工作已经提升至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猎狐行动中，我国警方积极协调驻外使领馆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一系列实战既收到锻炼境外追逃队伍的良好效果，也为今后国际警务工作积累实践经验和拓宽探索空间。

　　未来怎么办？

　　“猎狐2014”专项行动收官，绝不意味着海外追逃追赃就此收场。

　　孟庆丰表示，此次行动中，公安机关全面梳理境外逃犯信息，密切追踪逃犯活动轨迹，严格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为今后的境外缉捕追赃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境外追逃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着眼未来，将着力解决专业人员数量较少、基础工作有待加强、对逃犯涉及国家的法律规定了解不够等问题。

　　对于追赃工作，刘冬也做了介绍。“主要是两方面的难点：第一，各个国家执法机构对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各不相同。第二，追赃的证据要求高。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带出境的资金，如果人不到案，很难查清确认。”

　　“追逃和追赃是一体化的，我们将努力实现两项工作同时推动，齐头并进。” 刘冬表示。

　　“追逃”更需“防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教授张惠德表示，我国已经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护照管理，同时在办理电子护照中存储持有人的指纹信息，并将电子照片纳入人像比对系统，尽可能降低拥有多个身份、多个护照官员的外逃成功率。下一步，需要将这些生物信息识别等科技信息手段加快普及，尽快堵住出入境管理中的漏洞。

　　此外，覆盖更广泛、运转更顺畅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也亟待建立。陈志军表示，一些外逃人员得以长期躲藏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逍遥法外，是因为中国和这些国家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司法存在偏见而难以落实，应当补齐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中的短板，并借此理顺相关机制。(记者李劲峰、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