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长沙1月26日消息（记者邓文辉）1月26日，参加湖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王义高在其提案中，针对全国接连发生多起出租车停运事件，建议长沙启动出租车改革，逐步取消出租车公司管理模式，取消“份子钱”。

　　王义高认为：出租车 “份子钱”，占了行业总收入的一大半，让实际劳动者常年付出辛勤劳动都无法比拟公司收取的份子钱。出租车公司和行政管理部门形成的垄断，利益相互输送难以让任何人，外来资本，包括出租司机都无法自己“解套”，反而是政府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尽量减少投放出租车，让出租车竞拍价格和“黑市”交易和转包越演越烈。

　　一、份子钱太高压的司机难以承受

　　出租车司机每个月除了要上交份子钱，车辆的保险费、维修费、违章罚款、燃油费等都是个人负责。出租车公司不管，直接将成本嫁接至司机身上，公司“干得”利润，有得管理人员高达几十万年薪，或有超过百万元收入的法人代表。对于这并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司机只能被迫接受，小打小闹的所谓“听证会”改革，不过是提价的借口，无异于将生存压力转嫁乘客身上，迫使司机通过拒载、绕道和顾客议价等方式增加收入，以致整个出租市场乱象丛生。

　　以前开出租车虽然要上交“份子钱”，但一个月下来也能有一万左右纯利润进账，所以的士司机尚可忍气吞声。事实上，引发的士司机气愤和不满，抢了他们生意的并不是“黑车”，以及现成流行的“专车”和打的软件平台，有许多黑车就是合法司机自己亲朋戚友和老乡一起套牌进行运营的。

　　二、分子钱与营运牌子捆绑形成垄断

　　出租车的“车标”是“政府资源，但出租车公司将这样的公共资源揽入自己名下，与车辆捆绑一起承包给出租车司机，或者司机自己购车，但一样要缴纳包括牌子费在内的“分子钱”。

　　为了保证出租车公司利益最大化，司机有能力缴纳足够的“分子钱，出租车数量被严格控制，市民打的难，上下班一车难求的原因。与政府资源的运营出租车牌照捆绑导致近年来车标价格一路飞涨，浙江温州车标价已从20万飙升至126万，沈阳的车标价也已飞升至60万。这些恶果最终都摊到了毫无谈判能力的出租司机身上，造成市场空前繁荣假象，以为价格再高也有人承包，拿牌，其实是公司捆绑行政主管单位有意造成市场资源短缺，辛苦的的哥的姐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在市场方面。因为打车难市民怨声载道。相关资料和数据发现，十几年来，长沙市人口、面积、GDP、机动车数量均翻番，出租车仅被迫增500辆。市民呼吁增加出租车数量，以缓解打车难。按照住建部标准，长沙市远低于每万人配置出租车的数量。

　　三、黑车和“专车”与出租车公司的博弈

　　公司和运管部门为了保证垄断地位，一直不愿意投放出租车，因此，“黑车”生意兴旺，迫使更多合法司机运营多年后投入“黑车”市场。

　　与其说黑车抢占了合法出租车（白车）市场，不如说是“的哥”心里的不平衡。为什么出租车要交份子钱，要考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车辆要有《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黑车啥也不用，开着私家车就把生意抢了，月收入轻松过万，这不公平，为了追求所谓的行业“公平”，许多老出租车司机被迫加入黑车行业，有些是一套合法的士分别“套牌”一辆或者几辆非法车，一些是一家人和老乡共一个牌照，均衡家族收入，所以，如今行政部门，出租车公司要求打压黑车，黑车却越打越多。

　　如今长沙市打击黑车不可谓不严，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动用司法权打击黑车，高额罚款，但跑黑车的人总能跑出比较好的利润来，“猫鼠”游戏消耗政府行政资源。

　　打击“黑车”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可“专车”又动了谁的奶酪呢？专车服务通过软件平台创新触碰到出租车公司的最大利益，而政府利益出租车公司实现垄断，直接影响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简直就是在太岁爷坟上动土，主管行政部门强烈不满。

　　但这不是互联网公司做“专车”服务的初衷，从去年开始，滴滴专车、一号专车、易到用车、AA租车、Uber等等互联网和手机租车软件逐渐兴起直至火爆。互联网公司的专车服务目的是为了抢占移动互联网的入口，确保自己移动支付的地位，但无意中触碰到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正是这样的创新可能导致出租车公司的彻底破产和被迫改革。

　　对于的士司机来说，或许“专车”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反倒可能成为帮手。由于专车的出现，垄断市场多年的传统出租车公司将面临真正来自市场的挑战，创新或许能“解放”份子钱，让公司坐等收租的局面因此改变。

　　王义高建议：

　　1、启动出租车改革，逐步取消出租车公司管理模式，取消“份子钱”。或者将公司改造为“非赢利性”机构，彻底改变多头压榨出租车司机劳动和利润的管理体制，让出租车劳动者“个体运行”，以此来决定自由运行的时间。要推动去行政化的“立法管理”替代出租车公司化管理，实现的哥们利益最大化。

　　2、政府要大胆改革，注意监管的方式，放开专营市场，制定统一的行业规则，接受市场自主创新的打的软件平台，将“专车”运力纳入城市交通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