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2月9日消息（记者 孙冰洁）2017年5月，河南医生杨欢在小区电梯内劝阻一名吸烟老人时发生争执，随后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
今年1月，“医生劝阻吸烟致死”改判无责，在几乎赢得舆论一边倒的支持时；北京朝阳曝出一女士在劝阻吸烟者时被强烈强烈阻挠。一时间，敢不敢、要不要劝阻吸烟者再度成为摆在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北京，有15000名控烟志愿者，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还不到6岁。每天他们都要随时准备与分布在北京的400万名烟民斗智斗勇，被阻挠几乎是家常便饭，而他们也从中摸索出了自己的应对“秘笈”。
“一层捡到20根烟头”
通州控烟志愿者分队队长陆超随身携带的包里有固定的三件套：一沓控烟宣传彩页、几个巴掌大小的灭烟袋以及一个印有控烟标识的蓝马甲。
每周三是控烟志愿者们固定的活动时间。这天下午，记者跟随控烟者们来到通州妇幼保健院，按照规定，妇婴诊区无论室内室外，都不允许有人吸烟。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和就诊区巡视了一圈后，记者和志愿者们没发现吸烟者。“现在大厅内很少有人吸烟，一般都躲到楼梯间了。”陆超说。
半个小时后，志愿者王玉兰发现了一名在儿科门诊外吸烟的男子，径直走到他面前， “您好，这里是无烟区，您能不能稍微忍一忍，把烟灭了。”熟练又不失礼貌，说完随手递上一个海绵包装的灭烟袋。男子愣了一下，接过灭烟盒，掐灭了烟头。
“医院还算控烟做得比较好的，最难搞的是一些写字楼和餐馆。”王玉兰告诉记者。
志愿者在通州妇幼保健院控烟 记者孙冰洁 摄
每一周，北京控烟协会都会对接到投诉的违反控烟条例场所予以曝光。最近一期的曝光是1月22日至28日，被投诉场所共270个，排在前三位的是办公场所（115件）、餐厅（101件）、网吧（16件）。这与北京控烟协会刚公布的2017年度控烟报告基本相符，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控烟条例实施近三年来，写字楼、餐馆和KTV是被投诉最多的场所。
朝外SOHO是最常接到投诉的写字楼，也是朝阳志愿者李华最常出入的区域。
从内部来看，几乎每层楼墙壁上，都张贴着禁止吸烟的告示，楼内的办公室里几乎没人抽烟。但记者随志愿者探访发现，楼梯间里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高层的楼梯间，几乎每一层都能找到烟头。只要走进来，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烟草味。楼梯间的窗户紧闭，烟味久久不散。最多的一次，李华在某楼层楼梯间和男厕所内一下捡到了近20根烟头。
“写字楼里的抽烟者基本都在楼梯间，物业不愿意增加控烟成本，而且碍于情面也不愿意过多干涉。”捡起一根烟头，放进随身携带的垃圾袋，李华对记者说。
直接与吸烟者正面交锋的人物，就落到了大多数志愿者的头上。
劝烟被打致小指骨折
67岁的王玉兰是目前北京控烟团队中年纪最大的志愿者，在担任控烟志愿者的两年里，她最大的感触是“脸皮要厚”。“碰钉子是常有的事，你想熟人都不一定听劝，别说是陌生人。”
李华在2015年北京开始招募控烟者时加入，3年内他在劝烟过程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6年。当时，李华正和另外一名志愿者在财富中心劝阻吸烟者，不料对方被激怒，“一下动了手，我们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李华当场被打至小指骨折。最后由警方介入，打人者所在公司对李华进行了赔偿，此事才算了结。
大小志愿者在捡烟头 志愿者供图
类似的例子陆超能对记者举出好几个，她清楚地记得2016年12月5号这一天，她和两位志愿者进入朝阳与通州交界处的一家餐馆时，碰上几名正在吸烟的顾客，陆超先是找到餐馆经营者，要求其出面劝阻，但并没有什么效果；随后，陆超和几名队友亲自上前劝阻吸烟者灭烟，对方拒不同意，并动手推倒了其中一名志愿者。“我们当时是报了警，但是因为没有人员受伤，最后也没有赔偿。”
还有一次，陆超在通州万达广场内劝阻吸烟者，现场拍照时，态度强硬的前台带了三四个保安堵在她面前，要求没收其手机删除照片。“我们只有三个人，也不能强行闯出去。”陆超只能妥协由物业查验了手机，才安全离开。
“是有些憋屈，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只是志愿者，没有执法权。”在谈及这件事时，仍能感觉到陆超的愤懑。
遭遇阻挠也让一些志愿者产生了消极心理，陆超告诉记者，通州控烟志愿者目前注册人员有300人，实际日常活跃人数大概不足百人，曾有一位志愿者在一次现场劝阻中，因为过程中与酒店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被推搡，让他觉得很不光彩，此后，这位志愿者再也没出现过。
经历了初创时的摸索后，一些志愿者团队总结经验，开始与有执法权的卫生监督所合作。一旦劝烟遇阻，志愿者便直接向卫生监督所投诉，由监督所出面干预，根据情况，对餐馆处以两千到一万元的罚款。“这让我们控烟时有了底气，也避免了很多冲突。”
与吸烟者“斗智斗勇”
北京现有控烟志愿者中，很多人再加入前本人或家人都有吸烟史，这是他们加入控烟阵营的初衷。
李华就是其中一员，被打事件后李华没有继续控烟的念头，他告诉记者，自己还会继续做下去，目的是想让更多人体会戒烟的好处。
在他的朋友圈里，转发最多的一条是一则“如何巧妙的劝阻吸烟者”的帖子。
李华告诉记者，几年磨合下来，志愿者们也逐渐摸索出了各自的一套控烟“秘笈”。
在时间选择上，如今陆超到现场劝烟时会尽量选择避开饭点。“早上11点之前或者下午三四点左右去查餐馆。如果这个时候地上有烟头，我们就肯定会推断这有（吸烟者）。”这种情况的弊端是无法在潜在的高峰期发现更多的吸烟者，但陆超告诉记者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外，在人员安排上，每次“入户”时，每组必须要保证有一名男志愿者，或者和别的志愿团队联合，”反正我们尽量‘曲线作战’，实在不行就少说话，递个灭烟盒，从行为上提醒对方别在这吸烟，
为了避免尴尬，志愿者们还想了不少点子。彭丹和刘洋（化名）在每次巡视时，都会提一个袋子，里面是提前采购的一些糖果、山楂卷之类的。“即便态度再和蔼亲切，上前劝阻陌生人掐掉香烟，还是需求勇气和技巧的。”
笑笑在控烟 志愿者供图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加入。当天跟随记者和志愿者们前往医院控烟的志愿者中，有一名年纪最小的志愿者，6岁的笑笑。从四岁起就笑笑就跟着志愿者母亲从事控烟宣传。“我舅舅和我爸爸都吸烟，吸烟有害健康，我不喜欢。”说起控烟，笑笑能脱口背出吸烟的一连串危害。
“刚开始孩子只是跟着父母来，但后来我们发现孩子劝阻可能比我们更有效，大人也会有所顾忌，我们的工作也好开展。”陆超告诉记者。
但志愿者们也承认所谓的“智斗”，有时会让一些公共意识较低 的烟民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认为，最近朝阳女子拍视频劝烟的例子，给较真的劝烟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同时也指出应有相关的法律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者给这些人撑腰。“这个社会不应让“较真者”变得聪明和圆滑，而应当让更多人敢于较真。也不应让“较真者”陷入孤立无援的窘迫局面，而是让‘较真’成为公共意识的一部分。”
与2016年相比，李华觉得2017年的情况正在逐渐好转，这一年因为与有关执法部门配合行动，团队基本上没有与吸烟者发生肢体冲突，一年来新增了一百多名志愿者，每周固定巡查时的人数也在上升。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已实施近三年。在条例实施之初的2015年，北京市各类场所控烟总合格率仅为77%。2017年底，这个数字已达到95%。
与此同时，首都控烟志愿者增加至15000人，全年共协助处理投诉案例4547件，总服务工时77009小时。
长期从事志愿者，陆超觉得自己最受鼓励的时刻，是偶尔会有朋友在餐馆吃饭时看到禁烟标识，会拍照发给她。“说一定是我们贴的，因为我们那个标识跟普通的标识不一样，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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