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1月10日消息（记者孙冰洁）在北京德胜社区的临终关怀病房内，病人从入住到离开的平均周期为28天。
假如生命只剩28天，你将如何回顾一生，面对死亡？
54位老人在一本叫“生命纪念册”的本子上写下了他们对这一生的总结以及对死亡的看法。
这本册子护士和家属翻过无数次，其中打开最多的一页，有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生命剩下的日子？
答案用有些歪斜的笔迹写着：“痛并快乐着”。
“不能让病‘拿’住了”
进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大厅，向右走，上楼梯，到二楼，是一道长约百米的走廊，两侧分别对称排列着10个病房，每张病房里放着六张床，58岁的杨秀云就住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床上。
临终关怀，是指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
1987年成立的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30年来，多个省份已设立临终关怀医院或在医院内设置临终关怀病房，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对临终关怀提出考验。
病房里有一扇窗，每天阳光晒到床上的时候，杨秀云起身，踩着凳子，把窗户打开；等到阳光再后退一点，退到只剩窗前一寸左右，她再次从床上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窗户关上，几乎日日如此。
她是第四病房的6个病号里，唯一可以下床活动的人。
但同时，杨秀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在医院确诊时，骨髓瘤已经渗透到四肢神经末梢，疼痛发作时，像千万只针扎在身体上；一只手握住时，需要用另一只手把手指头一根根掰开；腿脚虽然能动，但即使踩在钉子上也没有一点痛感。
可是跟病房里的其他人相比，杨秀云的确还算好的。其余的五人中，两个患有癌症，一个脖子以下完全瘫痪，还有一个连语言能力都几乎丧失。从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自己是被死神选中的人。
“我不能让病给拿住了啊，它狠，我要比它更狠。”说完这句话，坐在床上的杨秀云猛地捶了一下腿。“对，就得这样。”临床的佟卢月附和道。佟卢月是临终关怀病房里的另一类患者，少年时的一次事故让她颈部以下彻底瘫痪，而今老病相催，没有家人，临终关怀病房成了她唯一的“家”。护士开玩笑似地逗她，“当今世界瘫痪在床吉尼斯纪录的最长保持者是60岁，你得活过这个岁数啊。”
“嘿，那可不。”卢秀月接过话茬，过了一阵，又赌气似地补了一句：“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吉尼斯。”又引发一阵笑声。
“过一天就要快乐一天”
“我年轻的时候，教书可好了，教的那个班年年拿优秀……”
“活着多好啊，过一天就要好好享受一天。”
下午两点到四点，是老人们的固定活动时间，多数身体不便外出的老人们就待在屋子里，听音乐或者下下棋，大多时候，是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聊聊家常。
聊着聊着，一天就过去了；再聊着聊着，一辈子也过去了。
这些老人的过往，最后被记在了一本叫”生命纪念册“的小册子上，锁在北京德胜社区生命关怀病房护士长刘晓惠的抽屉里。
生命纪念册的最初创意，来源于这所社区临终关怀医院的一名叫梁林的老人，入院时，梁林已是肝癌晚期，医生诊断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住院期间，正赶上老人的生日，她让家人把自己各个阶段最满意的照片找来，请护士做了个幻灯片。“生日那天，我们病房里的人都在，幻灯片一张张地放，她一边看一边给我们讲她年轻时的故事，照片放完，她的一辈子也讲完了。”
临终前，他口述着让别人写下了一段话：“活着多好啊，过一天就要快乐一天”。
“干这一行，心理不强大不行”
“生命纪念册”目录中的54个名字，是去年一年从这所社区医院的生命关怀病房“离开”的所有病患。闭上眼睛，刘晓惠依然能清楚地记得这些名字背后的一张张脸。
2010年，德胜社区卫生中心开始在社区试点临终关怀，刘晓惠从内科转到“生命关怀病房”，专门从事临终病人的护理工作，一待就是七年。
用她的话说，这是一份每天都跟死亡打照面的工作。
几乎每天，都会有病人从北京的三十多家临终关怀机构离开，松堂医院的护工杜丽英在17年的工作生涯中，“最多的一天，一晚上走了5个。”
直面死亡并不容易，90后护士刘亚杰在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上岗的第一天，面对一个离去的患者，当场吓得哭了出来。“就是不敢进去，本能地想哭。”
“岁数大的还好点，尤其是面对年轻的，根本接受不了。”刘晓惠回忆，与她共事的11名同事中，有3名曾经因为“承受不了”先后转岗。
“干我们这一行的，心理不强大根本不行。”即使“强大”如刘晓惠，她也承认每面对一个病人的离开，她都需要排解。排解的方式有很多种，医院给从事临终关怀的护士们配备了心理咨询师，同行们之间也可以互相倾诉，但是对刘晓惠来说，最好的疏解方式是回到病房。
陪伴是最好的关怀
对住进临终关怀病房的患者主要有两种护理方式：一是通过医学手段来减轻身体上的疼痛；另外，则是对病人进行心理上的纾解。而后者，通常是最难的。
“很多病重的人即使是老人，他也不能接受，而且身体上的疼痛一发作，他脾气反复无常，就哭闹……”刘亚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老人接连三次打翻了护工送来的饭菜。
护理临终老人对大部分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心理拉锯战”。在一次次为老人清理伤口、喂饭谈心的过程中，一度竖在彼此面前的心理防线也在渐渐崩塌。
护士长刘晓惠经常会在半夜被病房的铃声唤醒，她快速跑到老人跟前，检查完身体发现没有什么异常后，只听老人有些小心翼翼地问她：“能不能不要关灯，你陪我说会儿话吧。”
“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陪伴。”
除了医护人员，在临终关怀病房，另一类最常出现的群体，是志愿者。中国传媒大学大四学生龙艳在大一那年初次踏进松堂临终关怀病房，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此后的四年，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准时来到病房，有时候会跟老人聊聊天，有时候会给老人带些礼物，但更多的时候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坐就是一下午。“我有时候在想，可能不是我在为他们做什么，而是我们在彼此陪伴，哪怕静静地待着也好。”
当信任的桥梁建立，之后就是扯不断的情感联系。“我们看着他们的身体疼痛减轻，精神好转，心里很安慰，但是一旦他们离开，还是受不了。”如果说初次接触临终病人还有恐惧，对于已工作多年的刘晓惠来说，更多的是不舍。
即使已经在临终关怀病房辗转了18个春秋，护工李秀叶至今面对有病人离开，还是忍不住想哭。“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窗外的树叶渐渐变黄，同一张病床又换了新的主人，李秀叶有时听到有人在叫她，回过头时会有点恍惚，那分明已经是另一张脸，但脸上的笑容却一样熟悉。
有时难过时，刘晓惠会打开“生命纪念册”，看看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定格在那个“生死箴言”的页面下：“痛并快乐着。”
从“一床求人”到“一床难求”
并不是每一个临终的病人，都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享受到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
每天下午两三点左右，是临终关怀病房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午睡的老人已醒来，护工们在各个病房间穿梭，安静的病房里有时会传来老人的歌声、笑声，偶尔也有吵闹声。“有时就跟小孩一样，一句话说不好就闹起来，得哄着。”说到这，护士笑了笑。
与楼上的安宁相比，楼下却是另一番场景，前台电话在不断地响起，前来咨询的患者家属络绎不绝，所有的疑问指向一点：什么时候能有床位？
这与松堂医院创始人李松堂记忆中的场景完全不同，1987年，作为国内第一家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松堂医院仅有的6张床位，有一多半空缺；而如今这家病房的床位增加到近一百，仍远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量。
“那时候一提起临终关怀，近乎没人能理解，有的还很忌讳。”松堂医院在三十年间先后搬迁过7次，“好几次就是因为选址问题，周围的人不同意，我们不得不再找地方。”
而这种情况在近十年里逐渐改变，2003年，松堂最后一次搬迁时，李松堂印象中有不少出租车司机和志愿者连夜来帮忙。“说明大家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接受度提高了。”
而在松堂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逐渐加深。以北京为例，2016年底，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315万，占总人口的23.4%，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老龄化程度的攀升，也在考验养老配套设施与养老服务的完善，其中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临终关怀也面临着一床难求的局面。
等待一张床
与松堂相似，北京德胜社区临终关怀病房内，平均每人的住院周期为28天，一共有22张床位，每个月都有二三十人排队等候床位。
“通常是前一个刚走，后面等着的马上就进来了。”七十多岁的严健强站在病房内，目光定在旁边的一张床上，两个月前，他的老伴刚从这张病床离开。不习惯家里冷清的他，最后留在这里当了一名志愿者。
除去一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临终关怀病人多为恶性肿瘤晚期，“综合性医院能接收的要么是急诊要么是ICU，这个费用很高，而临终关怀机构基本上以减轻患者痛苦为主，不会再采用插管等治疗方案，费用相对较低。”德胜社区临终关怀病房主任王友青说。
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
今年3月，北京市卫计委确定北京老年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北京市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杨丽云成了这次试点中的受益者，就近住进了家附近的一家试点医疗机构。而对于急剧增长的需求量来说，供不应求仍是一段时间内临终关怀医院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病房门外的走廊里，有人被推出，有人被推进来，在这条走廊里来回穿梭了7年的刘亚杰，在护理临终老人的同时也经历了自己祖父母的相继离世。在送走奶奶的那一刻，刘亚杰说她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工作：就是让每一个她护理过的老人，能够带着尊严离开。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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