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开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经济能够稳住很不容易，出现诸多向好变化更为难得。 “精准扶贫，老区会有啥新变化？”“共享经济还会怎样改变生活？” “看病贵、看病难解决了吗？”“为企业减负后，小微企业感受到了吗？”……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期，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积极应对？针对当下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央广网记者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汇聚他们针对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建议，展望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
央广网北京3月15日消息（记者 王晶）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曾有业内人士提出“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的这一说法。那么，拥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到底该如何化解“谁来种地”之忧?中国未来究竟来靠谁搞农业现代化，支撑起13亿人的“饭碗”？
“信不信？以后大家会抢着当农民！”今年两会期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要把“农民”从身份称谓回归职业称谓，而且要让它成为一种很多人愿意干的、令人羡慕的职业。
去年，辽宁省绥中县农机大户曹晓华父子通过土地流转，承包1000多亩耕地，一年下来，仅农机作业服务的纯收入就近10万元，农民职业化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农业集约化生产方式的需要。
如今，像老曹一家这样的职业化农民，我国有近1272万人，他们在经历从“老农人”到“新农人”身份变革的同时，国家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去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在新型职业农民激励计划中明确提出，拓宽新型职业农民增收渠道，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教育培训发展相关规划，定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据今年农业部1月统计，到2020年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将超过2000万人，如何才能够让这些新型职业化农民群体收入有的“新”变化，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农业界小组讨论的焦点。转型“新型职业农民” 老乡们的致富路该怎么走？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建军。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建军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
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身份变了
10年内“无人种田”之忧或加剧 中国需要农民职业化
记者：新型职业化农民到底啥样？它与过去的“传统”老农民的区别在哪？
刘建军：职业农民的核心特征就是以务农为职业，不再是以兼业化、自足化、副业化特征的务农，甚至因某些原因弃业（撂荒）、仅仅生活在农村的传统称谓的“农民”。
他们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收入水平类同社会其它职业的一代“新农人”，它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完全不丢人的。但是，现在到农村调研会发现，其实地地道道的新型职业化农民还是非常少。
如今，我国城镇化进程趋势仍在继续推进，十三五规划指出，要让每年有超过1600万的农民工拿到城市户口，这样就导致待在农村、专门务农的人越来越少，而留在农村的人口往往由老人、小孩，还有照顾家庭的留守妻子构成。但是，现在农村60、70多岁的老人们，根本无法承担繁重的农活，而下一代出去念书的孩子基本上返乡的人很少，即使有外出务工的农民返乡，回来还是做工的人多，种农田的人少。
我认为，或许在5到10年之内，中国“无人种田”之忧可能会加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培育职业化农民。
记者：“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称谓因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而进入公众视野，至今已有5年时间。当前，新型职业化农民在农村发展现状如何？
刘建军：如今在农村，职业化农民已初见雏形。每年4到5月，到了小春作物收获期份，在南方农村就会看到有很多北方南下的农业采收机械车队浩浩荡荡，从最南边开始先收割，从小麦到油菜，一直往北收获再回到家乡，半年过去了再到北方来，秋收时再度南下，年复一年。
2014年，农业部便开始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并确立了一批试点示范县。早一些的，如成都市，2011年已开始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现已培育一万多名此类人才。
目前，全国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在农村创新创业，创办公司、家庭农场、专合社等，在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或脱贫奔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地探索创新了很多支持政策，在创业专项补助、设施和农机补贴、培训或提升学历补助、社保养老、贷款贴息等，获得认定资格的新型职业农民都能得到更多的优惠。
但整体来看，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还不足以成为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主力军。
钱包鼓了
新型职业农民的收入并不比打工低 部分人还成了致富典型
记者：由传统老农民，到转变为新型职业化农民，身份的变革是否能使他们的收入会发生新的变化？
刘建军：农业要成为“受尊敬的、体面”的职业，就必须有相应的社会职业收入，否则收入不稳定，就不能称其为一个职业。
我们在多地调研时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对年收入的期望值是5万元，而农业职业经理人因经营面积大、组织生产难度高，资金投入量和风险加大，期望的年收入是不低于10万元。
而同传统老农民比，这批“新农人”选择项目和品种更准，经营规模更大，科技的学习掌握能力更强，联系市场更加紧密。我们实地调研和访谈证明，实现这个职业收入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超过这个收入，成了致富的典型。
正因为这样，近年吸引了不少大学毕业生和城镇人员也加入到农村创业队伍。有这个收入，农民就不必异地打工，减少分居生活成本，还能很好地照顾家庭。家庭成员也能成为其职业的帮手，减少雇工投入。
记者：从国家、农民角度来讲，怎么做才能实现新兴职业化农民增收的最大化呢？
刘建军：如今，农村还存在农机专业合作社、植保专业合作社专门由几个人组成的植保服务队，以此为营生，为别家田地打农药。由于农忙时节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员无法请假回家务农，这些职业化农民就可以以盈利为目，帮助部分农民收割。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呼吁国家要加大引导和扶持，及时总结、规范、推广先进经验和模式，围绕现代农业和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的力度。但是在这同时，新型职业农民也一定要重视科技、依靠科技，防止选项不当、技术失误和市场风险，要注重从优势特色、质量安全、节本增效上突破取胜。
“农改”路宽了
“经营明天的农业” 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念”什么样的“经”？
记者：今年代表委员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该种什么、如何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干？”那么，在这期间，新型职业化农民的发展是否也会面临瓶颈？
刘建军：当前国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明天的农业”来讲，是一个绝好的机遇。他们的创业思路、经营方向、工作重点和市场营销，都要围绕这个新机遇来谋划。
但是，我认为当前的确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统一规定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时间过短（1～2周），难以培养出合格职业人才。例如，混编组班，有限时期内接受不同专业授课，难以满足班上某些职业方向的学员求学需求，有的办班季节或地点不当，难以提供学员实训条件，以及考核颁证后跟踪、服务不力或创业政策资金不到位，部分学员放弃务农另谋他业等等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
记者：如何就地合理培育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化程度高，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刘建军：一些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等地区，他们采取的是多层次持续培育机制。在台湾，技术学院利用寒暑假举办一些短期农业技术培训课程，甚至研究生级的高级课程，供农会的技术骨干们提高技能水平。在欧洲，公立的高等学校是开放性的，课表公开展示，农民以及市民均可免费选学听课。
因此，我建议，各地应充分发挥高校、职院、各级电大的系统培育功能，举办职业农民培训班、提高班、学历教育班。鼓励科研院所接收学员跟班、兼职、进修和专题研习先进实用优新成果转化。
同时，对确有培养潜力和前途的人才，还可借鉴MBA、高级总裁班等“精品班”培育模式，培养一批高层次杰出职业人才队伍。
两会民声：房价物价，你慢点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