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注定了我要与红军长征故事有一次亲密的接触。
按照采访计划，我本要到遵义参与“新长征 再出发”的采访，已经规划好了一条线路，先到遵义会议会址，再到苟坝、娄山关。
而此时，策划已久的边城采访几乎同步启动，改变了我的计划，采访是从边城一隅去窥见我国70年的发展变化，也是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了。同事代替我去了遵义，我到了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这个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苗族村寨。
我也未曾预料，我来到的竟也是一个有着许多长征故事、浓重红色底蕴的地方，这也是意外收获了。
提到这里，就要先理顺红军长征过程中，遵义和毕节的关系。遵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实现转折的地方，毕节也遍布了红军的足迹。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土城战役，红军受创严重，北渡长江计划落空，改赴川南。此时红军再次受到国民党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围歼，“前有长江天险，后有乌江横亘，加之赤水河当道”，正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时刻，红军才选择来到毕节。红军在毕节的活动历时两个半月，活动足迹遍布今七星关区、大方县、金沙县和纳雍县，毛泽东诗词中“乌蒙磅礴走泥丸”也是在毕节的真实写照了。我们去的鸡鸣三省村，就是红军初到毕节的地方。
在鸡鸣三省村，红军有了休整的机会，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完成了最高层领导组织调整的任务，更换了党的总负责人，还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讨论的诸多问题，在鸡鸣三省村得到了真正的落实，这里是遵义会议成果得以体现的地方。
庆幸的是，在这儿，我们找到了红军初入毕节时的见证人侯明扬。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来到红军渡过川滇黔三省分界的三岔河，来到红军攀爬过的、险些全军覆没的川盐古道，来到他们当年开会的大院……这段故事立刻变得丰富饱满、立体生动。
当年，这险要地带保护红军隐蔽藏身，帮助他们化险为夷。如今，这里搞起了红色文化旅游，从贫困中走出来。
我想，许多人也会像我一样好奇，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又遇到了什么，他们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得生存。我们在毕节的报道或许可以当作衔接篇吧！我在毕节追忆到了一段宝贵的红军历史，收获自然也不小。同时，没有单独聚焦在它的红色故事上，我们通过包包组搬迁、苗族芦笙手侯清忠等几个故事展现了当地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下了它几十年的发展变化。
六月，注定了我在媒体转型中又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第一次和央视的同事合作，参与到他们的微视频拍摄、新媒体的直播中，从广播语言到视频语言，必定有个转换的过程。可能有不少人像我一样面临质疑，广播记者做电视，恐难能胜任。过去一年，我在融合过程中做过不少的尝试，有时也会陷入自我的怀疑，但我想怀疑不代表否定。
此行边城采访，亦是一场宝贵的尝试机会。除了上面提到的毕节边城鸡鸣三省村，我还参与到了湖南湘西龙山桂塘镇的边城采访中。以往，广播记者擅长“单打独斗”，在一些新闻现场，广播记者多是一人现身。这次边城采访，我们似乎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考验。扛起相机、拿着录音笔，背上无人机，几个记者站的年轻记者合作，自主研讨选题，商议报道形式。从拍摄、录音、完成取材到写作、剪辑、制作成品，我们又重新拾起多年不怎么用的视频剪辑和图片编辑软件，硬是逼了自己一把。我们甚至把微信群的名字改成了“令人头秃”。可是，不逼自己一把又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不过，实话实说，我理解，媒体记者并不是全才，各有专能吧。虽然我们硬着头皮完成了一份自认为还比较丰富、完整的作品，但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合理的分工，各尽其能，才能形成合力。我尝试了一手拿录音笔捕捉同期声、音响声，一手拿相机摄影，还要切换用云台录像的过程，八爪鱼的造型，其实并不高效。遇到真正珍贵的瞬间，你或许只能选择拿一样设备来记录，除非，有多人合作。我对媒体转型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它不是要求你去做一个全才，成功的转型，记者是能够找到一个合理、合适的位置，发挥出一专多能作用。说白了，你可以什么都会做一些，但你必须有自己的专长。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选择的边城多数是媒体报道较少的地方，当地可供参考的报道素材极其有限，自然很难找到典型人物。这与我们日常的采访也有极大的不同，平时，我们容易被新闻牵着走，总觉得有做不完的热点，有时甚至完全成为新闻零件的“供应商”，很难分出时间和精力自主策划选题、自己发掘新闻。这次的采访地点，我们大多是第一次来，此前对它们并没有立体宏观的概念，更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接近从零开始。当然，我们也没有许多条条框框的思维限制。这样，大家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视角。
同样，我认为这也是转型中需要做到的地方，媒体要给记者留一些思考和发挥的时间、空间，记者也要想办法在繁杂的、快餐式的新闻中间，抽出身来，不然，怎么做到细心地观察，耐心地记录呢？（记者 张兆福）
决战脱贫攻坚 太行山上的扶贫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