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主流意见一直认为，皆由经济形势恶化导致。这是特别乐观的分析，归萎靡之罪于经济形势恶化，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自然就又可以看到“明朗朗的天”了。

    但另有一种可能，远远比上述分析可怕，是萎靡为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结束的标志。过了临界点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已经没有了，经济形势恶化，不过是“临门一脚”踢开了萎靡的大门，便是经济形势不恶化，也是到了房市与土地市场萎靡的大门自然倒塌的时候了。

    截止2007年，中国的统计城市化率为44.9%。依据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截止2008年，统计城市化率应在46%左右。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然而，中国的统计城市化率并不准确，以二元制户籍制度为基础，而不是以城市实际生活人口为依据，真正的城市化率，本来应该指后者。

    早在2006年，跨省农民工统计人数就达到了1.32亿，加上长年实际生活、工作于本省城镇的非城市户籍拥有者，其实他们都应统计为城市人口，再考虑微乎其微的生活于农村的城市户籍者因素，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该已远远超过60%。

    而中国的城市化，本来是相当不如人意的城市化，因为各种因素影响，其人口结构是畸形的，中老年群体基本被排除在外，甚至是他们本人也渐渐丧失了被城市化的意愿。结果，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特别高的比率。现在的比率，可能就基本接近了极限，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就可以说结束了。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率的继续提高，只具有户籍意义、社会保障意义，而不再与真实的城市实际生活人口数及相关生活需求有太大关系。

    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结束，不等于说房市、土地市场需求没有了，而是会降到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整体上说，没有回归“黄金时代”的希望了。虽然，也不排除会在个别局部地区重现“盛世景象”。

    因此，导致的后果是地方财源紧缩，2008年的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比2007年下降26%，其它与土地、房市有关的配套收入应该也有相应幅度的下降。随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结束，土地、房市回归正轨，未来之刚性需求还会更大幅度地下降，土地出让金以及配套收入等等，就是实质性的物业税，为最重要的地方税种之一，也会大幅下降。只不过，物业税是一年一收，而前者，是一次性收取50年至70年。

    如果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无限持续下去，永远有50至70年后的物业税可收，问题自然不大，然而，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能无限持续的，特别是中国，应该还会深陷入长时间的人口负增长困境中，一旦突破供需临界点，相关收入将呈垮塌之势。近期以种种手段多卖地也许能收效于一时，负面结果却是将未来政府在物业税方面无限逼向零收入。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趋向枯竭，维持正常运转都会成为问题。

    能够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开征物业税。开征物业税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包含在现有土地、房屋之中的已经征缴了的50至70年的物业税有效，物业税为增量改革，仅对新增物业开征。这样既保证了原有业主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寅吃卯粮”将未来财源吃光当尽，还能将房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为城市的未来保留“人口聚集效应”。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要做好过50年苦日子的准备，一定要革自己的命、将庞大的行政开支降下来。根本没有其它办法好想，谁让自己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50至70年的物业税呢，“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这是往好的方向设想开征物业税，不这样，继续如现在一样维持，结果会很坏。即最后的一点刚性需求都会被提前挥霍殆尽，未来政府无法维持了，未来的某一天，只好不承认现有物业已经包含了50至70年的物业税，统一向所有物业征物业税，就是税后又征税，公众会不堪重负。以北京市为例，一套价值100万的普通房子，以开征不太高的2%左右的物业税计，一面要还房贷，一面要每年交2万元左右物业税，普通公众的日子就艰难了。

    不将要经济形势的好坏转换当做一个筐，不要将什么责任都一古脑儿推给经济形势，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凡事要尽可能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凡事也不可以不作最坏的打算。一旦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结束，流动人口渐渐会成为最可宝贵的资源，今天所给予人家的种种歧视性待遇，明天都会转化为他们逃离的理由，一个人口大量逃离之地根本是没有未来的。不要以为今天以种种借口给人家歧视性待遇是捡了多大的便宜，实际上，这都是在透支地方的未来。“该还的总是要还的”，不仅为道德法则，亦为经济法则。

    中国房市的异常繁荣、地方政府相关收入的异常丰厚，主要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够合理、为了眼前利益而透支未来的税制结构所致，这一过程已持续了很多年、接近极限，当房市萎靡，主流意见尽归之于经济形势恶化，是太不敢面对现实、太一厢情愿了些。而根源，未必是分析问题的能力问题，恐怕是对眼前利益、切身利益考虑得太多，而真正对长远利益、公众切身利益考虑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