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参观纪念馆 阮忠/摄

　　纪念馆外雕塑 阮忠/摄

　　□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 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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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触发这趟寻访的是一条微博。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6.2级地震，网上一片嘲讽，纪念馆却在当晚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祈福微博：

　　“侵华战争时，由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均是侵华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元凶。而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他们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年来我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此刻，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搁置了一个多月。新闻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记这条微博时，男领导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来了，“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拨动，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个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满屏鲜血乱喷”不一样的历史时空。

　　开往南京的高铁上，学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产业本科的我，拼命调动着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残存的记忆，却发现空空荡荡。

　　4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依旧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与30万人

　　走进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或许是把地铁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又或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个一本名额的四川老乡。

　　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触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档案夹塞满了黑色的档案墙，随手取下一本翻开，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死亡经过。

　　这面足以挡住人全部视线的墙，有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资料。把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个月。

　　可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副处长袁志秀说，相比30万的数字，“这里并不足以展陈所有的资料”。档案墙已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甚至撑满了整面墙壁，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会在这里久久停留，不愿离去。他们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抚摸着那些白纸黑字，眼泪总会一下子涌出。因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一面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卢彦名曾到访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内一处玻璃地板下，摆放着成百上千双鞋子，鞋子尺码不同、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从灭绝营的尸体堆里扒出来的。

　　叮咚，叮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如此，循环往复。一张张五官不同、年龄相异的面孔挨个点亮，再挨个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

　　提起南京大屠杀，谁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遇难者的遭遇回到每一个个体的遭遇”。

　　那一刻，30万变得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过的种种规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似乎生命本该拥有七八十年的绵长，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先生站在这里，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事后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30万同样是一个个家庭的劫难。

　　在展厅地下一层的逼仄空间里，我很难去忽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过窗户望去，卧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已经“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两个小女孩蓬头垢面，脸上尽是黑色的污渍，她们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家里仅剩的锅巴。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实的经历。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讲述自己的经历。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安妮日记》黑白照片中，安妮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嘴角弯着，露出少女青涩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微笑更让人难受。”卢彦名说。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柜，不见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却放满了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它们都是从集中营带回的，器物的主人已无法探知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知晓的标签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继续前行，却差点儿打个踉跄。仔细一看，才发现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讲解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设计这个场馆的理念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压抑而坎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