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集团合伙人、副总裁，高级研究员，智库学者贺军

　　刚才很高兴听到了姚景源先生，还有李克教授的演讲，他们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做了很好的阐述，李克教授谈到产业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确实值得好好思索。为什么我们大而不强，为什么我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还存在重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确实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前几天我们公司做了大量的信息研究，我看到一个说法，很有感触，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位前政府官员说，政治需要专业的支撑，这话对我触动很大，中国改革开放36年，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下一个时代该怎么走？就像习主席讲的，他把改革开放区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三十年，后一个三十年，未来面临新的时代，我觉得在转型、在调整方面，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们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大命题。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不要让市场化离开中国。现在可能在很多的方面，中国的市场化还不尽如人意，在谈到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这个机构过去几年也做了一些研究，李克强说十年之前，谈到产业转型，这个是真正的高瞻远瞩的见解。以制作业为代表的经济形态讲，中国经济，我们认为他处在世界工厂1.0时代；在未来的话，我们显然不能老是1.0，我们要向2.0，向3.0去发展。在我们这个前进的路上有很多国家的样板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韩国、台湾地区，更前面的还有日本、欧洲，经济创新能力最强的美国，这个都是我们前进的目标。

　　未来中国不能远离市场化，首先一点就是说，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离市场化越来越远的迹象，这个迹象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黄金的十年，这个十年当中，我们的GDP大概增长了300%，在全球经济中也变得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质量，还有中国人民的福利的水平，包括幸福感，这些方面却没有同步提高，这说明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忽略了很多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制度的建设。当经济特别好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府、每一个企业，都觉得自己是经营发展的天才，但是当台风过去后我们会发现，很多都变了。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的差别是什么？是我们没有战略，我们没有构建市场化的制度。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很多方面存在着非市场化的表现，比如说在中国目前，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对市场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从统计数据来讲，中国的民营企业占有很多的数量，民营经济对中国的支撑也超过了50%，但是实际上，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尤其是在一些资源供给的领域里面，国企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受政府和政策的牵引，李克强谈到很中国的一点就是说，谁是市场的主体？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中，不应该是企业，而是市场本身。但是在中国，很多主体不是市场，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政府对资源控制的影响力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历次的刺激或者是低谷，出现波动的时候，实际上都和政策有关系，比如说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政治上的意义当然是很伟大的，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他把所有人的热情都激发出来了。在中国，没有政府推动的话，我们确实也很难有这么大的发展。但是到了目前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参与了多少。我们可以看看金融领域，金融领域我们从产业获利来看，从最高端的金融资源，然后到金融的服务机构，再到制造业这个产业链，一直往下捋，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他们的发展是非常艰难的。

　　我常去全国各地调研，包括李教授刚才说的开发区，这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我们会发现，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官员还是企业，他们忧虑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比如我去无锡调研，当地的官员说我们这几年的经济不太好，死了几千家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影响非常大。还有我们从银行和制造业的获利来看，这个差距太大了。昨天看到财富500强，我们有100多家企业进入了500强，美国是128家，差距在缩小，台湾企业占了5家，其余是日本和大陆。在大陆当中，哪家企业最赚钱，就是中国工商银行，去年的利润达到438亿美元，很惊人，相当于一年有一亿多美元的净利润。

　　一些制造业的客户后来告诉我，我们有一个在浙江做保险箱的客户，他在全国做到了前三，他说我辛辛苦苦干下来，我的利润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大概只有5个点左右。所以说在中国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越控制资源，他赚钱越容易，越在顶端的制造，他就越艰难，这个不仅仅是产业沟通的问题，这里面肯定还会有非市场化的原因。下面的非市场化，表现在特殊的利益集团，他的利益开始固化，他们控制着很多的资源，社会财富分配也在集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造成中国不仅仅有经济问题，还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对财富分配意见越来越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下面是腐败的问题，从习近平李克强他们这一任政府上任以来，中国推进持续的反腐败，从政府体系到国有企业，甚至是高校这些机遇科研这种机构都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腐败他是一种普遍化的现象，这种普遍化的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反映了我们现在这种经济体系运行起码有相当一部分，它不是放在一个透明的市场当中进行的，而是有很多灰色的交易。政府在寻租，企业也是在寻租，大家都在参与，都参与其中。如果当社会经济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寻租和腐败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有问题，就像一个人的机体一样他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反腐败他不仅仅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强的政治意义，他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这些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化的改革来讲，他已经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制度的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支持他，短期反腐败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个看法可能不是特别好讲，李克强也说到了短期和长期。

　　中国的非市场化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中国市场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扭曲。有些民营企业，主动地来参与这种腐败和寻租的游戏输送这种利益，第三个就是民营企业争戴“红帽”，总是有些人想戴上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帽子。所以说，从这种情况来看从中国和市场化角度来看，我们说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的话，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它需要一个制度和市场体系的这种依托、支撑。这个市场制度肯定是一个比较公平透明和法制化，有很好政府服务，规范相关主体的权利，这就回到姚老师和李老师讲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关系如何去定义。

　　对于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我想的话，现在还是有一些值得乐观的理由。比如说18届三中全会，这个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提到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中央领导已经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下面就是如何把这些方向和这种理念变成现实，变成各样各种的政策、制度安排，然后落实到我们市场上去。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面临很重要的挑战。这又让我想起刚才说的，政府需要专业的支撑，需要更多像魏部长、姚参事、李教授，在工作的政策实践当中，有很丰富的经验，来提供政策的建议。就在我发言之前，我看了手机的新闻，我很高兴看到了，看到了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落实十八届三种全会的精神，出台了一个叫促进市场公平的一个文件，文件强调了几个原则，一个是简政放权，这个是李克强总理一直在推动的事情；第二个是依法监管就是市场是有监管的，但是你要依法法制化；第三个是公正透明，这一点其实这个企业是非常期望的。

　　我记得在大概十年之前，我给北京市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就是关于对外资对北京投资的研究，我问过很多外资企业你们需要什么，是不是需要更大的投入，他们说不，这是完全的误解，他说我要什么，第一我要可预期，他说我知道我来中国投资，在中国政府的服务可能会慢一些，这个没有关系，你如果告诉我两个星期放不下来，6个月能办下来也行，你只要能告诉我可预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透明，就是很多东西，第三点要的是法制，就是出现问题我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上解决，这个是外资最想要的三个方面。在这些方面，国务院的意志，还有社会共识这些，都有政策层面比较好的迹象，说明我们的决策层他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且作付出实施，当然这个问题肯定是比较难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何使得中国市场化更早的到来，能够为中国市场提供活力，不至于我们的领导层在宏观经济周期不好的时候，我放眼望去市场上没有多少企业能够为我们这种经济提供支撑。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看你怎么去挖掘他，怎么创新他，但是谁来做这个东西？一定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