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将面临着哪些新趋势？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1.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十三五”将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

　　2.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估计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从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从而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左右。

　　3.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左右。

　　4.对外贸易正处于从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这将使我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合作优势。

　　二、“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将形成什么样的新结构？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7%。从今年的情况看，年底达到52%大概成定局。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将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倍增。

　　2.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镇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从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据是：第一，如果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与发展阶段、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为52%，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能接近或者达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规模城镇化率能达到60%，与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0个百分点。我的看法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农民工”应当成为历史。建议尽快将户籍制度改为居住证管理，由人口的控制转为人口的服务。

　　3.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要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我的主要判断是：第一，“十三五”期间消费每年还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第二，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将由2014年的32万亿元左右提高到45-50万亿元。仅从消费总量增加的趋势看，“十三五”实现6%-7%的增长是有条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极其重要。

　　4.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大约为20%，而我国仅为12.3%，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达到20%左右。

　　三、“十三五”如何以制度创新形成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毫无疑问，新的经济结构形成是增长的新动力。问题在于增长转型对改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关键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

　　1.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

　　（1）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例如，我国工业部门的开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业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2）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还比较突出。例如电信能不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价格。同时涉及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如何打破垄断。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可以说，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中之重。

　　（3）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增长转型全局。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要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就是说，服务业市场开放将成为“十三五”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2.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如政策性和体制性矛盾。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关键是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1）以改革投资体制为重点，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消费失衡是结构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经济领域诸多风险的重要因素。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这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不相适应。我国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不仅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与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例如，目前健康服务业投资严重不足，投资空间巨大。这就需要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有效益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国有控股为主的大银行体制与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不相适应。以加快发展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尤为迫切，也是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3）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财税体制要改革。目前，“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4）调整教育结构。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巨大压力。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加快发展，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当得到缓解。从实践看，从一般性的劳动力到技能型劳动力的转型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人口的客观要求，问题在于教育结构与转型升级、发展服务型经济不相适应。“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改革。

　　3.纵深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1）激发市场，激活企业。例如，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尽快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尽可能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2）规范权力运行。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

　　（3）监管转型是当务之急。一是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要严格分开。某些部门既是审批机构又是监管机构的格局不改变，“放管结合”就很难到位，监管领域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二是实现由专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变。混业经营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大趋势，而金融监管仍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成为监管不到位的体制性因素。建议尽快组建金融监管总局。三是逐步从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转型，由此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权威性。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自由贸易进程。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取决于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有多大的突破。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