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感谢恩里克·加西亚行长的精彩的发言，不但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很多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也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去拉丁美洲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通过他的发言和洞见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拉丁美洲银行，在规模、速度、效益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实际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他这里获取经验，特别是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还可以从他这里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今天看的话筒，别的地方的话筒都是会出问题的，他的那个话筒一直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也能看出来他的气场，以及他的实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所长吴白乙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吴白乙：看来我的气场确实不如恩里克·加西亚行长。要感谢关老师，给我这样发言的机会。我也要感谢友协的领导这么慷慨的支持，让我回到了和平宫，这是北京大概很多的会场中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当然我也要特别祝贺胡必亮教授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了他的中国梦之一，因为去年开始他就跟我说要新兴市场的传统会议一定要挪到中国来开，因为中国大概是最有活力，最大规模的新兴市场之一，不在中国开，机制的合法性就会越来越弱。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么多高规格的嘉宾齐聚北京。

　　我今天听下来，非常感慨和平宫对外友协面对着来自亚非拉这样的朋友，我有些神情恍惚，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那个时候大规模地向亚非拉伸出友谊之手，那个时候我们手里面的东西主要是毛主席思想，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今天这个主题是讲中国对外投资，所以大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的论调又回到我脑子里边来，我觉得确实，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主题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话题。

我过去不是做发展中国家的，但是我原来的同行们跟我说，他们现在特别希望跟我一块儿到拉美去。这个会议的意义昨天有很多的嘉宾已经谈过了，我也特别感谢恩里克·加西亚行长刚才在我之前说了有关于拉美的话题，比如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他讲到拉美地区非常有活力而且保持了很好的增长率，但是今年的增长率的情况不太乐观。这就像我们昨天刚刚听说中国的GDP的增速在第三季度降到了6.9%，这有可能中国和拉美经济体面临发展的新常态，这样的常态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逼迫我们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刚才提到了拉丁美洲需要在全世界物流和产业链里，从纯粹的大宗产品出口要提升它的位置，生产更有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这恰恰是一个新的吸引中国投资的增长点。我要谈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拉美的投资。我想，这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企业盈利空间、市场的压力下，所产生的自发趋势，这个趋势还处在启动的阶段。

过去五年来，虽然温家宝总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不断的访问拉美，明年习主席还要去秘鲁，官方的支持，官方的政策的设想和规划上，我想都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中国的企业去拉美在数量和规模上还是有限。门类都很窄，就是说像我们熟悉的两桶油，外加粮食、矿业类。这些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拉美投资比较活跃，当然，也有华为这样的成功企业：华为的老总任正非先生总跟我说，不要把华为当做模范，因为华为在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海外拓展中永远是一个例外。他没有和我充分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新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企业要走出国门，要走向遥远的拉丁美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什么？第一个，中国企业面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拉丁美洲的了解，还有媒体、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的信任度不足。一些国别的基础知识，包括适当的专业人才都不够。我们中国还没有达到全面了解其他国家的新阶段。像北京师范大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西班牙语系，懂西班牙语的中国人比懂英语的要少很多，这个方面企业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教育的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多种措施还没有出台，导致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基本信息了解不充分，不够对称。反过来，拉美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比较少。

　　第二个主要是企业一旦“走出去”以后，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制度、适应环境不适应。企业一般要有三至五年的适应期。拉美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和英美这些国家，相对来说了解的时间更短一些。这个方面既有拉美地区国家的法治的程度，执法效率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中国企业对对方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不够了解。包括我们说到的，刚才几位嘉宾也提到了，对于宗教，对于文化的理解，我想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的补课需要的时间更长。

　　第三个很大的挑战也和制度有关，就是说拉美的社会结构，包括劳工制度，这个方面给中国企业确实出了很多的难题，刚才恩里克·加西亚主席也提到了，就是说特别要注意融入本土，用本地的企业，中国在那投资应该是本土化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听到了中国方面、中国企业家的故事，我们的企业出去是有合同的，有盈利预期的，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要走到拉美，并且站住脚，必须要有很大的盈利空间。从基本面来说，盈利潜力来说是很大的，往往最初要亏钱，有的企业甚至是坚持不住，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拉美地区提供的劳动力素质是有问题的。还有劳动观念问题。这个劳工问题确实是困扰中拉之间，甚至是整个中外之间的长期投资可持续的问题，因为企业在拉美地区遇到了强大的工会势力的挑战。拉美地区很高的社会福利也是问题。公平和效率之间总要打仗的。如果是过于公平了，人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变懒，会躺在支票本上，躺在他的福利制度红利上，而不会说像中国人那样的贪利，那么起早，愿意为工作加班。这是很大的困境，也是中国企业界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主要归类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和企业之间，中国走出去，政府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很高度集合的资源的和能力的协调。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突出的。比如说日本企业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各类专业协会，怎么样有效的配合、支持企业能够走出去，这个是个新的难题，所以说中国在这个对外投资方面，虽然从资金的能力上看似已经强壮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肌肉的弹性和软力量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建构。为此我们想提出的建议，第一个是我们应该大力加强政府、企业、学术之间的多种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从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信息这些方面需要建立更多的合作的平台来共享。第二个建议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遵循法治，也需要在环境标准方面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开展自身的教育，这种教育培训，包括对境外劳动力的多种培训，我想这都是新的合作增长点。这个劳动力光靠我们一方是不行的，应该是切切实实的实际活动，所以我觉得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著名的教育机构应该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应该插进去一脚，特别是在境外的培训。

　　现在的境外孔子学院的培训，我想更多的是软的，文化的和劳动技能这个方面的联系比较少，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要能够培养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境外劳动大军，与中国的境外投资能够实现长期的默契回应。

　　最后一个建议，我希望我们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是主动方。所以我们中国国内应该建立更好的平台，从法律咨询、融资咨询等方方面面，要形成更好的服务的平台，而且这个平台不仅是要在中央层面，不仅是在国家的主要的贷资机构，而且应该深入到地方政府的层面。我们从今年开始，在深圳，在山东，在上海，在甘肃，包括四川都做了很多的调研。企业这个方面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政府的有效服务，特别是在走出去的服务上，第一，我们政府的官员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服务意识还有待于提高。第三个就是说应该切切实实的接地气。要走，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企业服务。这样的话才能进一步的经营好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造福于走出去到目的国造福于当地的群众，这样的话使中外更和谐，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向外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