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5月31日消息（记者丁玲娜）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去产能”位列今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之首，“僵尸企业”无疑收到了最后通牒。他们长期依赖政府补贴、银行续贷，却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他们即将面临被清除、依法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命运。然而，“僵尸企业”的生死，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动刀子”，难度极大。经济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央行调研组，前往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采访，观察去产能的地方探索，推出系列报道《“僵尸企业”变形记之温州样本》。今天请关注第四篇《温州变，其他地方能否跟着变？》。

　　“温州经验”，为啥全国推广有难度？

　　如今再问起温州的“僵尸企业”现状，很多亲历5年前局部金融危机的人，都会长舒一口气，最糟糕的时候过去了。温州摸索了一套地方经验，从2013年到2015年，当地法院一共审结“僵尸企业”破产案件425件，审结比例占浙江省的一半以上。

　　“僵尸企业”在温州发生的蜕变，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呢？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温州经验”不太容易推广。

　　李曙光：（温州）地方政府的能力、财政能力、环境等等都不一样，都会比中西部地区、重工业（多）、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地区，处理起来更加容易些。

　　“一揽子”方案行不通，必须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回望三年多来处置“僵尸企业”的一场场“攻坚战”，温州的确有很多“地方特色”。最鲜明的就是“一事一议”、特事特办。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碰到棘手难题时，往往一个企业、一家银行，就只用一种专门政策。

　　相关人士：我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又有民间集资，又有N家银行贷款。民间集资好办，都是民间欠的；N家银行贷款，贷款的期限不同、性质不同、抵押物不同，有些是有抵押，有些是没有抵押，有些是有担保，有些又是信用贷款。这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风险，你说我用什么（标准）给你统一计算一下。整个的民间债、银行债就算十个亿，现在清产核资只有五个亿了，那我能一拍脑袋说行，各家都五个亿，都50%砍掉，行吗？不可能的事情。

　　像这种情况，就不能套用所谓“一揽子”解决方案。

　　相关人士：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基层最欢迎的，是减少基层工作协调压力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反而是最不可实行的。

　　“创造”办法解决“僵尸企业”尴尬处境

　　温州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还会经常陷入“下有对策，上无政策”的尴尬处境，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建新拿企业破产重整成功后涉及的纳税问题举例：

　　徐建新：原来的企业法人被列入了税务的黑名单，现在重整成功以后，实际上法人已经变更了，照理讲税务登记证也应该变更，但是税务局往往认为这个企业以前欠税，如果把它变更掉的话，就可能逃税，逃税的话我税务局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不来变更。

　　碰到这样的问题，有关部门就只能在沟通协调后，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创造”出解决办法。

　　徐建新：我们（法院）商请税务局通过第二次联席会议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温州暂时的政府支持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温州也正在努力把地方的探索，反映给更高决策部门。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陈明衡说，“僵尸企业”破产重整后，它在银行的信用状况如何修复，就需要顶层设计的支持。

　　陈明衡：我们做了一些突破，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要明确信用修复相关条款。

　　经验不可照搬，观念值得借鉴

　　一条条具体的经验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但温州处置“僵尸企业”的观念和做法，有很多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地方。

　　面对“僵尸企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困扰，中国企业改革与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清理“僵尸企业”已经刻不容缓，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更需要像温州那样，不断尝试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

　　周放生：中国需要一场用市场化方式处置“僵尸企业”的启蒙，从观念上、程序上、方式上，都需要启蒙，实现转型，实现行政方式向市场方式转型。

　　由此观察“温州经验”的启蒙意义，温州市政府相关人士总结，无论在哪种市场环境下，办企业都有可能犯错，可贵的是知错就改，破产机制就是一种纠错机制，最终目的是把“僵尸企业”占用的资源重新盘活。

　　相关人士：就是让你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占有的土地资源、占有的机器设备、占有的一些其他流动性资源，甚至原来养活的一些工人、工程师都要释放出来，让这个资源能够得到重组，才能转型升级。

　　事实证明，有生存能力、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僵尸企业”复活之后，照样能走出一片新天地。温州中院民六庭庭长方飞潮，就碰到过这样的企业主，“无债一身轻”之后，他相信还能东山再起。

　　方飞潮：我接触过很多老板，他说我破产，我根本不怕，破产以后，以我的这个人脉关系和经营能力，他说我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债务缠身的话，债权人是24小时跟着的，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央广短评：处置“僵尸企业”，亟待配套改革。

　　温州处置“僵尸企业”的具体做法，不能完全照搬，但至少在观念上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政府并非大包大揽，让市场说了算；二是不搞“一刀切”，因企施策；三是容忍“试错”，知错就改。

　　就像报道中说的，中国需要一场用市场化方式处置“僵尸企业”的启蒙，从观念上、程序上、方式上，都需要启蒙。

　　当然，启蒙只是一个方面。温州的探索也反映出：从全国层面看，诸多配套改革还需发力，比如“僵尸企业”破产重整后，银行信用状况如何修复？还有最核心的关切：如何处理好银行坏帐与人员下岗分流问题？如何将短期内受到的经济冲击降到最低？

　　这些都引发了利益相关方的担忧。数据已经显示出来，2007年6月新《破产法》实施以来，破产案件数量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上升，反而从2001年的9000多件，逐年减少到每年三四千件，甚至曾下跌到1千多件。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现行企业破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产要素市场等不健全、不完善，一些政策措施不配套，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企业、银行、法院对“僵尸企业”的“出清”望而生畏，对企业依法破产或依法重整更是很少问津。

　　“僵尸企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障碍，依法破产清算或者重整，已经是共识。但是现状告诉我们：要解除利益相关方的忧虑、观望情绪，有力、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配套改革必须尽快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