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1月21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就曾表示，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9亿多，而且还会持续下降。到2050年，人社部预测劳动年龄人口会降到7亿左右。

　　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性化，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变”已经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形成倒逼之势。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到2015年，每年则持续减少。2016年至少将保持2015年487万的降幅，而且下降幅度可能会更大。

　　昨天举行的“2016年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年会”预计，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近5年累计减少的数量约为2000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间，制造业流水线对于工人的年龄限制非常严格，“掐尖”使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年轻工人，直到“民工荒”大范围出现之后，才不得不放开年龄的限制。“民工荒”的背后是15-24岁青年劳动力的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55-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上升，劳动力结构趋于老化。技能人才的缺口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

　　缓解劳动力市场结构矛盾，必须要重视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近年来财政在劳动力培训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下一步应该加强对培训项目的评估，提高培训的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全行业薪酬增长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引发了人力资源流动频率与规模的增大。甚至有企业反映员工的离职率达到了50%的同时，劳动争议也频发，这些都给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带来严峻挑战。

　　匡贤明：劳动力成本是最让企业感到无助的问题。现在适龄劳动力有所下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应对的办法，分别是适应基本趋势、冷静面对、积极应对和主动转型。

　　首先在劳动力方面，适龄劳动力下降是一个客观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从2012年就开始显现。在这期间，劳动力的短缺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争议。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包括各个用工单位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适应这一趋势。

　　在这个趋势下，有三件事很重要：

　　第一，我们如何客观判断劳动力短缺问题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挑战。客观来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导致劳动力供应的短缺和成本的上升。在过去几年中，企业招聘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确实在不断上升。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需要我们关注：首先，我们对于失业的容忍度在提高，失业问题带来的挑战不像过去那么严峻了。还有，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在客观上会倒逼我们产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倒逼我们的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的力度。

　　第二，有人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劳动力成本，另外一方面要降低企业成本。这两者是否矛盾？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由目前的劳动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它的上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的宏观收入格局，从而提升我们的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也是一种共享化的体现。此外，在企业的综合成本中，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并不是最快的，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降成本的主力军。据某些企业反映，目前我们政府的有些办事流程仍旧不是很规范，耗时也比较长，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降成本应该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所以，转型中的企业确实会面临劳动力供给下降的问题，但是如果把降成本和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对立起来看，恐怕还值得商榷。

　　第三，我们如何实现劳资双赢？既要降低企业的成本，又要增加员工的收入，就要求我们的企业主动转型、主动作为。首先，企业要更多的利用一些新科技、新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劳动力，从而形成一种技术提升的效应。此外，企业和政府需要加大培训力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前的教育结构需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随着我们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职业教育方面的人才供给尤其不足。在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力度，达到一个劳动力顶过去两个的效果。